藥王孫思邈在其《千金方·大醫精誠》中提出為醫者應富有同情心和不避艱險，不計名利，全身心用在患者病情之上。他說醫者在行醫過程中：

    “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忽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

    “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甚不仁矣。”“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明，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詡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

    北宋年間成書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對為醫者也提出道德要求：“凡為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凡為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需禮節，舉止和柔；無妄自尊，不可矯飾”。元末明初名醫徐春甫在其《古今醫統大全》中提出“醫術之比儒術，固其次也，然動關性命，非謂等閑。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儒識禮儀，醫知損益。禮儀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

    明代名醫李梃在其《醫學入門》中對為醫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要求：“醫司人命，非質實而無偽、性靜而有恒真、知陰功之趣者，未可輕易習醫。”“既診后，對病家言必以實，或虛或實，可治、易治、難治，說出幾分證候，以驗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值令說明，不可牽強文飾，務宜從容擬以，不可急迫激切，以致恐嚇。”“寡室婦女，愈加敬謹，此非小節。”“治病既愈，亦醫家分內事也。縱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過取重索，但當聽其所酬。如病家亦貧，一毫不取。”（孔令儉、王安莉主編《儒醫文獻選讀》，山東友誼出版社）

    翻開中醫史不難發現，一個負有“救人”、“活命”責任的醫生，在其為醫的實踐中，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意識和崇高人格。這其中的仁愛與清廉正直、淡泊名利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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