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根海 天津中醫藥大學
 
　　讀書必讀傳注，有傳注猶有古之師也。有了傳注，上下幾千年、數百年的語言隔閡便會縮小。本來做傳注者，非為易事，甚至耗盡一生，因為“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為尤難。語必溯源，一也；事必數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窮七略，三也。”（清·杭世駿《道古堂文集·李義山詩注序》）可見，做傳注者，需傾畢生之功力。除此，學者之德亦尤為重要。柯韻伯醫林大儒，于此亦有精辟論述，認為“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無半點塵，目中無半點塵者，才許作古書注疏”（柯琴《傷寒論注》自序）。“胸中無半點塵者”指不要帶任何私心雜念；“目中無半點塵者”指不帶任何偏見。由此，兩先賢所論，雖謂注疏之難，亦可知讀注之價值。既如此，我們何嘗不去利用古代“老師”為我們提供閱讀的便利，而非要自己處處從頭做起呢？所以一些國學大師、訓詁專家、著名醫家都曾有過反復讀注、背注的歷史。

　　許多傳注，不僅給經典疏通了詞義、讀音、句讀、語法、章法、修辭、校勘，而且還保留、引用了許多歷史的資料，為后人構建了一個知識的寶庫。在非醫文獻中，被學者稱為典范的三大名“注”，即《三國志》裴松之注、《文選》李善注、及酈道元的《水經》注。都是傳注史上的優秀代表。

　　閱讀古醫籍傳注亦然，特別要選擇大醫名“注”，無異于拜一個名師求教。“文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書，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章學誠《校仇通義·漢志方技》）閱讀古醫家之注，可以章氏“大要”之四者為綱，有選擇地閱讀書注。

　　大醫屢倡“一斷于經”，自然《內經》則為醫者第一要讀之經，而《內經》年移代革，傳承久遠，歷代注經者眾多。名“注”亦不少，全元起、楊上善、王冰、吳崑、張介賓等均有自己特色的上乘傳注，而相對完備的是清人張志聰的《黃帝內經素問集注》因其能積前人注釋的成果和精華，故能獲“已高出前代名醫”之贊譽。（見《浙江官醫局·增補凡例》）

　　“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王履《張仲景傷寒之法考》）。然“經叔和偏次，已非仲景之書。”（柯琴《傷寒論注》自序）注疏仲景《傷寒論》的人雖然很多，卻不能將仲景書“始終理會，先后合參”。惟柯韻伯所注《傷寒來蘇集》，膾炙人口，在研究、注疏《傷寒論》中能論證精辟，用詞典雅，是富于真知灼見的上乘之作。

　　醫方始于仲景，后人觸類擴而充之，致“古今方書至為繁夥”，但注方者“未嘗發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經某絡也。……亦未嘗發明藥之氣味功能，入某經某絡，所以能治某病之故也。方書徒設，庸醫淺術，視之懵如，乃拘執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誤世殃人者幾希矣！”（《醫方集解·凡例》）針對于此，有汪昂《醫方集解》，選錄臨床常用方劑七百余首，分二十一門，補其前賢缺陋，是較為完備的解方寶典。

　　至于本草，惟李時珍《本草綱目》稿易三次，閱書八百余家，歷二十八年而成書，“上自墳典，下至稗記，凡有攸關，靡不收掇。雖命醫書，實賅物理”。（清·顧景星《李時珍傳》）以致早在415年之前官至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就以“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至寶”（王世貞《本草綱目》原序）的評價推薦過它。新中國成立后，李時珍又獲得“醫中之圣、集中國藥學之大成”的贊譽（1956年2月郭沫若《李時珍墓碑題詞》）。

　　以上所述大醫名“注”，是從中醫學宏觀角度推薦的，它途還可以師傳為首選，不必拘泥，只要重視，亦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