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醫學模式是什么呢？1977年恩格爾提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模式的挑戰”，他說：“今天統治著西方醫學的疾病模型，是生物醫學模型，這種模型已成為一種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現在已獲得教條的地位。它認為疾病的一切行為現象，必須用物理化學原理來解說，這是還原論的辦法。它認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說的，必須從疾病范疇中排除出去……它把敢于向生物醫學疾病模型的終極真理提出疑問和主張建立更有用的模型的人視為異端。”

　　這種疾病醫學解釋模型，是西方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它的機械構成論觀念的認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專注溯因分析認識論，向下堅持微觀實體本質論，向外信奉線性因果決定論。它主要以疾病為對象的醫學觀，純粹消極的疾病觀和直接對抗補充的療效觀，認為是致病因素決定疾病的性質，病理變化決定疾病的轉歸。診斷認識的任務主要在于發現疾病和確診疾病，向后追溯“病從何來”，向下尋找“病在何處”，向外確認“什么病因”。

　　19世紀以來，疾病醫學用“人體構造”知識建立其病理學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傳染”知識建構其病原學和毒理學，用“藥性分析”的化學知識建立其藥理學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斷發展疾病分類學診療思想體系，發展能針對靶點進行直接對抗和補充的替代性物質手段，企求通過消除病因，糾正病理，清除病灶來實現征服疾病和消滅疾病的醫學目的。

　　近代西方醫學已發展成為一門以研究疾病及其對病因病理病位的認識，來決定其防治行為和效果評價的醫學。發展診查手段以提高發現和確診疾病的能力，成為醫學的科學性和現代性發展水平的根本標志，疾病醫學模型也就因此成為一種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在整個20世紀里獲得了教條的地位。

　　1972年2月11日，蘇聯《消息報》刊文《從哪里去尋找健康的鑰匙》，文章指出：“無論這是怎樣令人奇怪的，但現在有許多疾病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都與醫學，特別是藥理學方面的成就有關。”并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為今天的藥物醫療系統忽然變得無能為力和應當棄之不用，則是十分錯誤的。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考慮如何來降低藥物對機體的有害副作用。這方面的途徑之一，便是刺激機體的防御能力”。現狀又不能不指出：“使用抗生素后如何恢復共生菌叢的能力，用皮質激素如何使腎上腺的機能恢復正常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提高防御感染屏障抵抗力的可能性，目前也還不清楚。顯然，人類為疾病付出代價，與其說是由于文明，不如說是由于我們對人體天然防御力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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