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其所締造的中醫學發展史。至于“中醫學的發展能否突破《內經》的藩籬”，我們可以通過“《黃帝內經》理論的變與不變”分析予以詮釋。

　　《黃帝內經》中的“不變”之理

　　“變”與“不變”相對而言，“變”是絕對的，而“不變”僅是相對而言，《黃帝內經》的理論更是如此。

　　《黃帝內經》的理論是前人在對自然規律、人類生命規律、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環境經過長期觀察，反復驗證，不斷總結基礎上，借用當時人們的認知方法升華而成的。其總結了日、月、星辰運行規律，如日行遲，月行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余而盈閏矣。”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的天人相應觀。就生命科學知識，認為人類生理活動與天地、日月運行息息相關，“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衣薄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則為溺”。再如“天溫日月，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精，盛也），衛氣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還以人體營衛之氣的運行受日、地相對運動的影響解釋人類“晝精”（精，神情清爽）、“夜瞑”（瞑，音義同眠）的道理。如此等等，應當是亙古“不變”之理。此外，還有如“心主血脈”、“肺主氣司呼吸”、“脾胃者倉廩之本”、“腎主水主骨”等理論，也是不可能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的。

　　《黃帝內經》的“可變”之理

　　如若對《內經》原文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就會發現其所載的相關理論自身就在“可變”和“修正”之中，如“治痿獨取陽明”的治痿思想，岐伯從外感熱邪、感濕釀熱、形勞過度、房事不節、情志所傷等多方面分析痿病發生的原因，并總結出了“肺熱葉焦發為痿躄”和“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的致痿機理，然后在肯定“取陽明”可以治痿的基礎上，認為治痿必須遵循辨證施治和因時制宜的原則。可見，《內經》作者認為其所締造的醫學理論不是不能越雷池的金科玉律，其自身就在不斷進行修正著的，此類情況在《內經》中不乏其例。

　　再從《內經》理論發展沿革的縱向分析，《內經》及其締造的理學理論不是“藩籬”，也不是影響醫學理論發展的“桎梏”。如在《內經》中出現6次的“命門”均指眼睛及其近處的睛明穴，而《難經》則將其視為具有“藏精”、“舍神”的“六臟”之一，并經明代醫學家的發展，成為獨具特色并能有效指導臨床實踐的命門學說。《內經》認為三焦是一個具有“出水道”功能的“中瀆之府”，而《難經》經過研究，認為三焦是一個“有名而無形”的“外府”，于是由此引發了歷時兩千多年的三焦“形名之爭”，促進了三焦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原（或‘元’）氣”在《內經》中只有其意而無其名，是《難經》首先將其引入醫學領域并賦予了重要的醫學內容。《內經》只載六腑的大體解剖，是《難經·四十二難》進一步完善了六腑的解剖，并對六腑之間相互銜接的七個關鍵部位予以準確命名。還對五臟進行了大體解剖和近乎準確地描述。凡此等等，都說明《內經》及其奠定的理論體系，歷代醫家都對其進行著“可變”的突破、改造和修正，歷代醫家就是在這種“可變”的思想指導下，完善著中醫理論，促進著中醫理論的向前發展，同時也在這種“可變”的思想指導下成就了無數的名醫大家。同樣，《內經》及其理論在成就歷代名醫大家的同時，也在不斷地被突破、被超越、被發展。

　　《黃帝內經》理論的“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

　　《內經》理論的“變”與“不變”是相對的、辯證的，“不變”之中存在著“可變”，“可變”之處又不斷地揭示和闡發著“不變”。例如“腎主骨”這一“不變”之理，就《內經》而言，認為腎主藏精，腎精能生髓養骨。腎病可致骨病，通過治腎就可以治骨病。據現代分子生物學研究揭示，腎小管上皮細胞分泌的物質可以使維生素D3的第25碳被羥化，對骨鈣代謝產生正向作用。再如對“消渴病”“治之以蘭”，后世有釋“蘭”為佩蘭和澤蘭之爭。某中醫學院科研小組將佩蘭和澤蘭分別干預藥物性糖尿病大鼠的不同病理階段，發現佩蘭適用于糖尿病早、中期的“脾癉”階段，以收芳香化濕醒脾“除陳氣”之功。糖尿病后期伴有循環系統改變的合并癥時當用澤蘭，以奏活血化瘀之效。僅從此處兩例就可以看出，《內經》所創立的理論有“變”、有“不變”。我們要用“不變”的定則指導“可變”的研究思路、“可變”的研究方法，揭示生命規律，服務于人類健康事業。但其奠定的醫學理論和臨床實踐知識，從其產生之初就在“可變”的發展之中，其后經過歷代醫學家在“可變”的理念指導下，才使《內經》所締造的中醫學以攜帶現階段時代特征的面目展示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