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靜坐養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過于南宋理學。由于晚年健康狀況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傾心符合其理學大師身分和經歷的靜坐養生法。據《宋元學案》記載，為了提高和加強靜坐的養生效果，朱熹還作有《調息箴》一首。

　　繼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學者真德秀，世稱西山先生，更為注重養生，認為“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于是采集諸家養生之要，編為《衛生歌》一篇。《衛生歌》的出現，一方面表明當時的理學家已經注意對各種養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預示著中國養生文化開始向通俗與普及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它有可能真正從少數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廣闊的社會各階層，成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大眾文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種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當他們“通則兼濟天下”之時，也許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業；而一旦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況之際，他們常常對道家的學說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興趣。這種興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對養生之道的關注。早在唐代著名詩人盧照鄰、王繪、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內容反映了他們的養生活動。

　　養生文化：由唐入宋，詩人墨客養生的熱情有增無減，當時不少文學家都是鍛煉有素的養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陸游最為突出。

　　蘇軾認為“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因此他對唐孫思邈《千金要方·養性》篇中記載的胎息法曾“反復尋究”，頗有所得。蘇軾還融閉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體，創立了一種簡易有效的養生方法。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杰出的養生家。他所習的養生功法兼及道、釋，包括導引、行氣、內丹、坐禪諸項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