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文化之養性

    倘若說，儒家學說只是通過“養性”為中介，間接地把“養生”與“”治國統一在一起的話，那么道家學說則無須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機地結合到 自己的理論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學說中，養生被視為治國的基礎。老子就說過：“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莊子對此更進一層，明確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莊子·天地》）的責難。 其次，道家養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國之道�！扒屐o”的養生之道，在道家看來就非常適宜于治國。老子就曾經反復強調說：“我好靜而民自正”、“清靜為天下正”，主張只有“清靜”才是治國的最好方法；認為政治上的紛擾躁動乃是治國的大忌。 盡管儒，道兩家在養生問題上都有趨向與養性、治國相統一的特點，但作為性質迥異的兩種學說，它們各自在這一問題上的出發點則是完全不同的：在儒家那里，治國是居首位的，養生只是治國的派生物；養生在道家學說中占有至關重要的位置，治國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