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因需要而存在
中醫視點:中醫藥因需要而存在 何清湖 孫相如 湖南中醫藥大學
中醫中藥是我國寶貴的文化科技遺產之一,早在建國之初,黨中央就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團結中西醫,正確地發揮中醫的力量,為人民健康事業服務”,“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整理祖國醫學遺產”。1982年全國人大更將《發展我國傳統醫藥》載入《憲法》第21條。從此,任何試圖或妄想通過不正當途徑抹殺中醫藥、取締中醫藥的行為,皆可被視作有違憲法。1985年,中央書記處在《關于衛生工作的決定》中指出:“要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醫藥學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所獨具的特點和優勢,中醫不能丟,必須保存和發展;另一方面,必須積極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要堅持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中醫、西醫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努力發揮各自的優勢。”2003年國務院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中醫藥事業的高度重視和支持,標志著中醫藥從此走上了全面依法管理的新高度。政策上對于中醫中藥的保護是深思熟慮、科學考量的結果。中醫藥在漫長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拯黎元于水火之中,護佑華夏子孫健康強盛地繁衍生息幾千年之久,在許多流行病、慢性病以及保健預防方面的優勢可謂舉世共睹。因此,在環境日益復雜、健康形勢愈發撲朔迷離的今天,現實對于中醫藥的需要性不容置疑。
現實環境需要中醫藥醫學模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平衡失調,醫源性、藥源性疾病激增,人口老齡化,疾病譜改變等一系列威脅人類生態的問題日益凸顯,形勢緊迫。在如此惡劣的情形下,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內科教授恩格爾(O.L.Engel)在1977年《科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的文章,批評了現代醫學即生物醫學模式的局限性,指出這個模式已經獲得教條的地位,不能解釋并解決所有的醫學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新的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而在生物醫學模式向現代新的醫學模式轉變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中醫學的模式在本質上與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幾乎不謀而合,它十分明確地強調和包含了作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個基本方面。毫無疑問,立足于整體觀念對人體身心及外部環境進行全面考量的中醫學在解決人類健康問題上具有強大優勢。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瞄準了象征著“和諧、綠色”的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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