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歐洲的歷史，雖然在16－17世紀以解剖學和血液循環理論為標志的醫學革命開始之前，歐洲醫學水平并不見得比中國更高，但是在中世紀時，歐洲大學里已經有了醫學專業，許多大學尤其是德國的大學對學生獲得醫生資格有嚴格的要求，而且，當時出現了一些頒發行醫資格的機構和組織，主要有教會、行會、醫學會、城市議會等，[15](P117-123)這樣就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衡量醫師水平的客觀標準。而中國始終沒有出現這樣的機關和組織，醫人學業、功力皆無可客觀衡量且明白易見之標準，此種狀況無疑對“福醫”、“時醫”現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西學東漸的清代后期，這一對比體現得更為明顯，《皇朝經世文統編》卷99《格物部·醫學·論中西醫學之不同》：

　　但華人習醫，或得自祖傳，或獲從秘授，終不外口耳之學、摭拾之功。否則學儒不成，因而涉獵熟讀（湯頭）歌訣，便掛招牌，此不但醫理之精微未能領會，即脈理之虛實亦未克分明也。若西人則學有專營，功無泛騖，物物皆資考鏡，事事必本躬親，童而習之，壯而行焉。復由醫院考試而來，兼有醫生薦書為據，故其權甚大，其望極尊，非若華人醫生夫人皆可為之也。

　　西方國家醫生專業能力“由醫院考試而來”，并且有“醫生薦書為據”，這樣就在醫人學力、能力兩方面為社會提供了衡量標準，而中國傳統醫人“學”則來自于師、父，“業”則自行掛牌懸壺，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患者擇醫如同霧里看花，醫人自身權威性也得不到保障，《皇朝經世文統編》卷99《格物部五·醫學·論中西治疾之法不同》：

　　若西醫則不然，其習學也，必由小學校漸升至中學校，洎得入大學校，卒業試之而可，然后授以憑證，使之行道濟時，當入塾之初，醫師先授以剖解尸骸之法，俾知人之臟腑骨格、血氣筋骸，了然于心，如指諸掌，而后使其辨別藥性，析及毫芒，必至學業有成，始示以診治之術，故常有青年就傅至須髯如戟，猶儕弟子之班者。惟欲求其習之精，故習之不得不慎也。若病者則既延某醫，即篤信其說，從無有今日倩甲施治、明日又延乙診之者。誠以醫派既同條而共貫，雖屢經數醫辨難，藥方終略無所殊，更何必徒亂心神，以病者為習射之鵠哉？乃華人則不知此理。每逢小極。初必延近處醫者切脈開方，謂可以省醫金、免周折也。及藥之不效，則改延略有名望曾愈數人者，或則同時延二三醫，令其將藥味病情互相商略，直至病已危殆，諸醫皆束手咨嗟，于是不惜巨金，遍延學有根柢、名不虛傳之醫生治之，而已夢應膏肓，終苦無能為力，吁嗟晚矣，悔無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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