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貪利。史料中常見醫人貪婪之描寫，《抱樸子內篇》[10]卷15《雜應》：  “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千金要方·本序》：  “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閭閻醫人既然以經濟利益為中心，自然會同商人一般逐利奔走，繁華都市是他們的首選，唐人有云：“異人多在市肆間”，[7] 所謂“異人”指那些有某種技能的術士、僧道，多半與醫療相涉。例如杜牧為了給弟弟尋求治眼良醫而計劃去揚州，原因就是“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游其間”。[11](卷16) 在這種情況下，偏遠、貧困地區自然會受到閭閻游醫們的冷落，再加上官方醫療機構的不健全，偏遠地區民眾醫療資源的匱乏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這些弊端，使得民間醫人整體水平發展受到抑制，加上當時醫學思想和技術的局限，醫人階層的社會作用有限，水平參差不齊，而且平庸者居多數，助長了“福醫”觀念的形成與蔓延。

　　（二）民間醫人水平缺乏客觀、權威的衡量標準。

　　中國古代官方醫人有專門的考核標準，例如唐代官方醫人分科定期考核，太醫署醫學生也要依據成績補替醫官，[8]歷代規定皆與此類似。但是民間醫人呢？我們不否認他們當中有優秀者，[9]但是民眾如何能從眾多的游醫中分辨優劣呢？中國歷代王朝沒有認真地制定過針對民間醫人的考核標準，只有在出現醫療事故后追加的司法處罰。[10]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間醫人的培養體系一直以私相傳授為主，學校教育始終沒有成為主流。[12]在這種情況下，醫患關系中出現了“擇醫”、“試醫”現象，宋張杲著《醫說》[13]卷8《病不可治者有六失》將“不擇醫”列為患者六大忌諱之一。清徐大椿（靈胎） 《醫學源流論》[14]卷下《病家論》也將“不問醫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列為患者“十誤”之首。古人甚至還故意設置難題“試醫”。《蘇軾全集》第17冊《求醫診脈》指出：“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疑似之間……，吾平時求醫，蓋于平時默驗其工拙，至于有病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后求診……虛實冷熱先定于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有學者也對明清、民國時期醫患關系中嚴重的“擇醫”現象進行過分析，[11] 雷祥麟先生指出：“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醫療的主體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擇醫而求治，醫生是被動地提供醫療服務。病人這方全家都會參與醫療過程，而且握有最終決定權。”這迥異于現代社會醫生享有絕對權威、病患被動接受治療的狀況。在患者具有選擇醫人乃至治療方案099絕對權的情況下，醫療的連續性得不到保障，醫人面對患者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療而是怎樣討得患者歡心，這對于醫療成效有莫大影響。所以“醫患關系”成為上述學者們十分關注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這樣一個問題，即不論是蔣竹山先生研究的祈彪佳家族，還是古克禮研究的《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及其親友、雷祥麟研究的晚清民國時期屢屢擇醫的病患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不屬于下層民眾，“試醫”、“驗醫”、“困醫”多數情況下是上、中階層的舉措，而占人口大部分的下層民眾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他們恐怕只有一個選擇——投靠名氣大的醫人，這樣就往往委命于福醫、時醫們的“運勢”，因為這種“運勢”已經在人們口耳相傳中得到了無數次的“確認”，這不是唯一、卻是他們最可“依賴”的擇醫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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