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勇  四川省宣漢縣人民醫(yī)院

　　治痰通氣法源于《丹溪心法》“善治痰者，不治痰而先治氣”的理論。痰病變化百端，證候復(fù)雜，丹溪認為“痰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可導(dǎo)致多種病證，故“諸病多因痰而生”。痰之論治，明清以來的李時珍、葉天士等不少醫(yī)家，超越了前世痰證論治境界，對痰證論治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
　　在肺為燥痰，治宜潤燥利氣
　　痰在肺，多為燥火，蓋肺為嬌臟，既不耐濕，更不耐燥。燥熱傷肺，肺陰不足，虛火灼金，煉液為痰，其痰少而難出，是為燥痰。李時珍謂之“痰絲”，以“痰絲”名燥痰，不僅深刻地揭示了燥痰之病機，而且描述形象貼切。李時珍認為，燥熱灼肺所生，當用陰柔之品以潤之，故用麥冬、五味子為丸服，酸甘合化，滋養(yǎng)陰液，肺燥得潤，虛火得斂，則燥痰自化。其他如枇杷葉、天花粉、瓜蔞實、貝母等，亦是李時珍潤陰化痰中經(jīng)常選用之品。
　　在脾胃之痰，治法有燥潤之別
　　脾胃為后天之本，氣機升降之樞。太陰濕土得陽始運，陽明燥土得陰自安。若脾胃升降失司，陰陽失和則痰涎停聚，百病始生。痰病的治療，不可單純見痰治痰。在脾胃之痰，治法有燥潤之別。在脾應(yīng)健脾理氣，燥濕化痰，使氣機流通，水精四布，則痰化飲消。痰飲為陰邪，遇寒則凝，得濕則行，故以濕運為主。朱丹溪指出：“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也。”
　　清代葉天土在胃陰學(xué)術(shù)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揮了痰飲學(xué)說，從調(diào)理陰液精血出發(fā)，以杜絕生痰之源。葉天土認為“胃易燥，性喜柔潤”、“胃主通降”、“所謂胃宜降則和，非用辛苦降，亦非苦寒下奪以損胃氣，不過甘平或甘涼濡潤以養(yǎng)胃陰”。外感濕熱，燥邪與五志過極及誤用汗、吐、下法傷津，皆能損傷胃陰。胃陰損傷，失其通降，則水谷聚生痰濁。胃燥津竭，土不生金，則肺燥生痰，又胃陰虛火旺，虛火循肺脈上犯肺金，則灼津為痰。故在治法上，以甘涼平潤之劑濡養(yǎng)胃陰，回津生液，收攝虛火，兼能培土生金，加以飲食調(diào)理，如此可治生痰之源，不消痰而痰自消。
　　在腎之痰，治宜溫腎納氣固本
　　腎為水臟，內(nèi)含真火以溫煦諸臟，司氣化開合。腎陽弱，開合不利，化氣行水失權(quán)，則水泛為痰，凌心射肺，致虛喘短氣。《黃帝內(nèi)經(jīng)》云：“痰之本，水也，源于腎。”明代醫(yī)家李時珍指出：“腎主水，凝則為痰飲，溢則為腫脹。”李中梓指出：“在腎經(jīng)者，名曰寒痰。”臨床以“脈沉，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為特征。治宜溫陽化痰，方用姜桂丸；偏腎陽虧虛，同服八味地黃丸；若脾腎虛寒，痰多食少者，又宜用胡椒理中丸。
　　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yī)案》指出：“痰癥之情狀，變化不一。古人不究標本，每著消痰之方，立消痰之論者甚多，后人遵其法而用之，治之不驗，遂有稱痰為怪病者矣。不知痰乃病之標，非病之本也。”痰飲之生原本于水，而腎主水。葉氏針對腎虛痰泛之證，用酸甘柔膩及血肉有情之品益精固腎，攝水制痰，使元氣日強，痰必日少。可見其深悟治本之要決。
　　在心為熱痰  治宜清熱豁痰
　　心主神明，為五臟六腑之大主，屬君火之臟，為精神意識思維活動的中樞。若平素痰熱內(nèi)蘊，復(fù)因外感六淫之邪，或情志抑郁，五志化火，灼津成痰，均可形成痰熱之證。世以“丹溪為滋陰派”和“雜病用丹溪”之說。他認為痰在膈間或痰迷心竅，使人“癲狂，或健忘”；指出心陽虛則痰濁凌心，心竅被痰濁所迷，則發(fā)驚悸；若郁在心膽經(jīng)，則宜溫膽湯；“失志之郁，涎聚在心脾經(jīng)”，則怔忡、驚悸，治宜安志湯。
　　清代名醫(yī)王孟英對痰之病機，責(zé)之于“火”。對痰、火、氣三者互相糾結(jié)，互為因果的病理機轉(zhuǎn)，闡述尤為貼切。用藥不犯一味溫升，厚濁之物亦皆避之。
　　在肝為風(fēng)痰  祛風(fēng)豁痰分陰陽
　　肝為剛臟、主藏血，體陰而用陽，性如風(fēng)木，易于動風(fēng)。若情志不遂，致肝氣不得疏泄，阻礙氣機，則氣滯痰生，或肝郁化火生風(fēng)，灼津為痰，風(fēng)痰內(nèi)盛而發(fā)病。丹溪對風(fēng)痰盛，出現(xiàn)“痰隨氣上”、“痰厥頭痛，胸膈多痰，動則眩暈”，甚則“昏厥頭痛”者，以治痰為先，用東垣半夏白術(shù)天麻湯之類。萬密齋條達肝氣以治痰，其論治婦女肝經(jīng)痰郁不孕，常在化痰劑中加香附、青皮、陳皮、郁金、柴胡等品，疏肝解郁，氣行則痰清。溫病名家王孟英對痰、火、氣互為因果的病理機制尤為重視，治痰尤其靈活，對肝火內(nèi)熾，痰熱糾結(jié)而致之癲狂、麻木、眩暈、半身不遂、乳核等證，認為“必攻去其痰，使邪無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