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 東  山東中醫藥大學 

　　二陳湯始見于《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方用“半夏（湯洗七次）、橘紅各五兩、白茯苓三兩、甘草（炙）一兩半，右為咀。每服四錢，用水一盞，生姜七片，烏梅一個，同煎六分，去滓熱服。”因方中“陳皮、半夏貴其陳久，則無燥散之患，故名二陳”。本方燥濕化痰，理氣和中，主治濕痰之證。
　　濕痰的形成多因飲食生冷，脾胃不和，健運失常，濕聚為痰。濕痰犯肺，則咳嗽痰多；痰阻胸膈，則氣機不暢，以致痞滿不舒；胃失和降，胃氣上逆，則為惡心嘔吐；濁陰凝聚，清陽不升，則為頭目眩暈；痰飲凌心，則為心悸。故二陳湯以半夏為君，一者辛燥而蠲濕痰；二者降逆以止嘔惡；三者散結以消痞滿。橘紅辛苦而溫，理氣化痰，使氣順則痰降，氣行則痰化，是為臣藥，與半夏相配，共祛濕痰，調暢氣機，使胃氣得和，清陽得升，眩悸得止。因痰之生，多緣于中州失運，濕聚成患，故佐以茯苓，其性甘淡而兼入脾經，健脾滲濕，濕去則痰無由以生，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與橘紅相伍，則脾濕得化，脾氣得暢，運化有權，共杜生痰之源，而助君藥祛痰之功。生姜味辛性溫，降逆化痰而止嘔，用為佐藥，既可助半夏、橘紅行氣消痰，和胃止嘔；又能制半夏之毒。復佐以烏梅，其意有三：一者其性味酸澀，“入肺則收”，以斂肺氣，與半夏、生姜為伍，寓收于散，使散不傷正，收不斂邪；二者有欲劫之而先聚之之意，即李時珍所謂“涌痰”之功；三者烏梅亦能“去痰”、“止久嗽”。使以甘草，旨在調和藥性，亦兼益脾和中之用。諸藥相合，使濕去痰消，氣機通暢，脾得健運，則諸證亦隨之而解。
　　二陳湯“本《內經》半夏湯及《金匱》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等方而立，加甘草安胃，橘皮行氣，烏梅收津，生姜豁痰，乃理脾胃，治痰濕之專劑也”。其與《內經》、《金匱》的淵流關系，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二陳湯化痰和胃源于《內經》。《靈樞·邪客》篇所載半夏湯，用治“厥氣客于五臟六腑”，陽氣“不得入于陰”、“目不暝”者，“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方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長流水煎服。藥僅二味，卻具“補其不足，瀉其有余，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之功。從而開辟了化痰和胃，補瀉兼施治療大法之先端。張仲景治痰諸方也繼承了半夏湯方意。統觀《金匱》用半夏諸方，常配伍甘草、小麥、粳米、人參、茯苓、生姜、大棗等固護中焦，補益脾胃之品，當是宗半夏湯組方之義。《局方》二陳湯中半夏合甘草、生姜以化痰和胃的配伍方法，與《內經》半夏湯中半夏、秫米“補其不足，瀉其有余”之意同出一轍。
　　其次，二陳湯化痰滲濕源于《金匱》。統觀《內經》，僅略論“飲”、“積飲”，而無“痰”之說。對“痰飲”病證的系統闡述，成于《傷寒論》和《金匱》。特別是《金匱·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篇明確提出了“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治療大法，并設立了溫化、攻逐、滲利、宣散等治法以及分治四飲諸方。尤其是溫燥配伍甘淡，去濕以助化痰的治療方法，豐富和發展了痰飲病治則。如《金匱》小半夏加茯苓湯，主治“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方中半夏與茯苓配伍，燥濕化痰與滲利水濕相合，共收濕化痰消之功，開創了“利小便”法在痰飲病中應用的先河。二陳湯宗仲景方意，延用半夏燥濕、生姜散濕、茯苓利濕，以使水濕去而痰飲自消，全然是《金匱》之法的再現。
　　最后，二陳湯化痰行氣始于《金匱》。《金匱》半夏厚樸湯行氣散結，降逆化痰，主治梅核氣。方以半夏化痰散結、降逆和胃，配伍厚樸下氣除滿，蘇葉芳香行氣，開理氣化痰之先河。以上用藥配伍，成為后世理氣降痰法的雛形。但是，化痰配伍理氣的用藥形式，在《金匱》中尚未成為仲景治痰的基本法則。統觀仲景治痰濕諸方，均較少見有燥濕化痰配伍理氣藥者。《傷寒論》、《金匱》用半夏73方，無一例半夏、橘皮配伍；而配伍其他理氣藥如厚樸、枳實者也只有11首。這大概與漢以前尚未形成“痰氣相因”的理論有關。
　　魏晉以來，尤其是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本草經集注》、《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等代表醫著，對痰飲病的認識有了較大發展。其中不少方劑的用藥經驗對二陳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是治痰方多有半夏、橘皮配伍。據《外臺》所引《小品方》半夏湯、《集驗方》大半夏湯和《刪繁方》大半夏湯等治“留飲痰癖”、“痰水冷氣”、“胃反不受食”的諸方中，半夏、橘皮、茯苓、甘草或生姜等藥物，就曾出現于同一首方劑之中。這說明在兩晉和南北朝時期，半夏、橘皮、茯苓、甘草、生姜已經開始成為祛痰和胃的配伍用藥。《千金》中類似配伍則更加普遍，統計《千金·痰飲第六》篇用半夏方19首，較為集中地出現了半夏與橘皮并用的情況，其中“半橘苓草”、“半橘苓”配伍者6首，“半橘姜”、“半苓草”、“半苓姜”配伍者8首。而《外臺秘要》用治“上氣”的半夏湯（半夏、茯苓、橘皮、白術、生姜、檳榔），則與后世的二陳湯相差無幾。另外，陶弘景《本草經集注》首先提出“橘皮用陳久者良”、“半夏陳久用之”，后世始有“陳藥”之說。由此可見，早在隋唐以前，即有了半夏與橘皮或陳皮的固定配伍。同時，半夏、陳皮、茯苓、甘草或生姜等，也開始作為相對固定的“藥組”，集中出現于調理脾胃、燥濕去痰等方劑之中，形成了《局方》二陳湯的雛形。
　　二是治痰首倡理氣化痰。對痰飲病機的認識，至隋唐方形成與“氣”相關的觀點。隋代巢元方提出“痰飲者，由氣脈閉塞，津液不通，水飲氣停在胸腑，結而成痰”的新論點，開創了宣通氣脈為先、以使水飲無所凝滯的治痰大法，并且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治法與方劑。清代張璐云：“《金匱》有四飲之名，《千金》有五飲之治，其法則一……《金匱》分隸而治，《千金》兼該而行。”統計《千金·卷十八》用半夏治痰飲19方，其中配伍橘皮、枳實者達8首，與仲景方形成明顯的對比。可以認為，至《千金》才有痰飲統治之方，并形成祛痰藥配伍理氣藥的組方用藥規律。這一用藥形式，正是隋唐醫家“痰氣相因”觀點的體現。著名醫家丁光迪評價痰由“氣脈閉塞”時言：“后世常云‘治痰先治氣，氣順痰自下’之說，也均源于此。”由此可見，對痰飲病發病機制的全面認識，是二陳湯立法組方以至成為“治痰總劑”的前提。
　　綜上所述，宋人融合燥濕、理氣、降逆、和胃等治痰法則以及半夏與陳皮、茯苓、生姜、甘草等配伍經驗，從而創制了《局方》二陳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