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厚睿  湖北中醫學院

　　多數醫家認為，《傷寒雜病論》體現了一大辨證特色，即方證辨證，或稱為“湯方辨證”、“方劑辨證”等，其具體辨證方法，早已為人所熟知，即“有是證，用是方”，或簡稱“辨方證”。
　　仲景辨方證的“證”，多被人理解為“特征癥”，即有是“癥”，用是方。近來閱讀余國俊先生著《我的中醫之路》，見其所持觀點即為此，如第35頁的“江爾遜的‘方證對應’觀”，文中說：“方證對應，又稱方證相應、方證相對、方劑辨證、湯證辨證等……江老強調，臨床證候只要與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時但見一證便是），即可信手拈來，而不必受八綱、臟腑、病因等辨證方法的限制。”確實，運用經方時，若對仲景書中條文爛熟于心，很容易抓住主癥，做到方證對應也并非難事。但令筆者心生疑惑的是，若說這種“方證對應”的方法即是“方劑辨證”似乎不妥。若果如此，這種“方證對應”與“對號入座”沒有什么大的區別。試想：難道臨床上的病證，都有如此典型的“特征癥”嗎？這種提法也會給人造成一種誤解：若未見典型的特征癥，或者癥狀太少時，就無法應用經方了？而且，有時雖出現某一癥狀與某方的適應癥相似，但若不分清病機，或不認真辨析癥狀的條件性，總難免誤診誤治。
　　實際上后世各經方大家在運用經方時并未拘泥于簡單的“方證對應”，即便有時看似簡單的根據某個癥狀而得出方證辨證結果，其實是嚴格遵循張仲景的辨證原則，即根據高度概括的條件性癥狀來辨證的，這些條件性癥狀，就已隱含了病機辨證。如“嘔吐”一證，有“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也有“干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前者為熱，后者為寒，在這里，若“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俱”，就易犯主觀臆斷的錯誤。
　　這里就涉及到了《傷寒雜病論》是否講病機的問題，前賢岳美中先生，曾說“傷寒只言癥狀不言病機”，這就讓人誤解了方證辨證就是完全看癥狀，不講病機的，在具體運用方證辨證時，“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就變成了“有是癥用是方”。而細讀仲景原文，其實不然。
　　筆者有幸師從經方大家張長恩、馮世綸教授學習，跟師臨床過程中，對此體會頗深。如聽張師常提“條件性癥狀”，馮師常提“癥狀的反應”與六經、八綱的所屬，也漸漸體悟到經方大師胡希恕先生的思想，并非完全否認臟腑、經絡，而是力主從醫圣原著來解釋醫圣的本意，即尊重原著對于病機的闡述，如八綱、六經、氣血津液、痰（水）飲、宿食、燥屎等，這些內容在仲景原著中論述甚詳。從此角度來解讀原著運用經方，則會發現“方證辨證”便具有很強的客觀性、可行性。即具有某一特征的癥狀，必然具有某種特定的病機，這種病機，運用八綱、六經等來分析，是較清晰的。
　　下面筆者引用自己的兩則病案，說明“方證辨證”與“方證對應”的區別：
　　1．某女，3歲，1周前因感受風寒，出現鼻塞流涕，微汗出，微咳，咽疼，經服用西醫后，諸癥未除，今測體溫36.8℃，舌淡苔薄白舌尖略紅，筆者根據“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的特征癥，貿然處之以半夏散及湯加生姜、山豆根，1劑后，鼻通、涕止、咳減，但到晚上時，患兒熱勢增高，夜間高達39℃，煩躁不安，次日請教馮世綸教授后，得知辨證錯誤，改用小柴胡湯加生石膏，才將發熱退去。
　　2．某男，53歲，素患高血壓，近1月來頭顫不止，漸至不能行走，1周來臥床不起，干嘔不止，時伴少量清水，飲食不能入口，頭暈，口角潰爛，手足涼，胸腹稍涼而汗出，舌淡胖苔白厚膩，脈沉緩，并自訴心煩、畏冷。若按“方證對應”，似乎“四逆”可用四逆湯，“干嘔”可用吳茱萸湯，而據“心下痞”且“惡寒汗出”卻又似乎為附子瀉心湯證。筆者遂運用先辨八綱、六經，繼辨方證的程序，首先認定為里虛寒證、太陰病，細辨又發現夾水飲上逆，故最終辨為里虛寒兼水飲的《外臺》茯苓飲合澤瀉湯方證，當晚服一劑后即能飲食，次日晨能下樓取食，白天能外出任意行走。因患者家貧，未繼續治療，所幸至今已近2月狀況仍較穩定。
　　以上2例，第1例是盲目方證對應造成的誤治，第2例是運用方證辨證的方法，從先辨病機后辨方證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大約可以說明方證對應與方證辨證是不對等的。概而言之，筆者認為，方證對應只是方證辨證的具體應用方法之一，方證辨證是辨病機與特征性癥狀的綜合體現，而決不僅是機械“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