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將醫道視為一種哲學，樂后圣也將其與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臘羅馬的三大哲學體系相比，并認為中國的醫道哲學較之印度、希臘、羅馬哲學更能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學基礎。這么說并非出于民族優越感，而是出于對三種哲學的理性認識。從形而上的本體論上講，中國醫道哲學既不像西方哲學那樣局限于實體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學那樣追求空寂、死滅的無，而是宇宙法則的抽象，是無形無象的宇宙法則見諸萬物生化流轉不同過程的抽象，是以有無之間的變化說明宇宙萬物的生化流轉、相續不斷。這不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給現代各門科學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論基礎或方法論根據。
　　此外，中國醫道哲學不僅在本體論、知識論上可以為各種科學的發展提供普遍的理論基礎或方法論依據，而且在價值論上也更有利于社會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醫道哲學的本體論、價值論和知識論是統一的。在西方，哲學的本體論、價值論與知識論是根本割裂的。談科學理性、知識邏輯，就根本不要談本體論、價值論的存在，因為它屬于與價值判斷無涉的純粹理性問題，而后者是價值判斷問題，與科學理性或知識理性無關。同樣，談宗教信仰問題、善與惡問題，談形而上的本體存在問題，也是與經驗知識、科學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無涉的，因為它屬于形而上學的獨斷，屬于純粹的價值判斷問題，一句話，是屬于宗教真理性或價值理性問題，而不屬于科學真理性問題。
　　樂后圣堅信，“文化中最能影響一個國家信仰、信念、道德理想及根本精神的，不是其風俗、習慣、文化制度及淺薄的物質生活方式和自然知識，而是它的形而上學及與其本體論、價值論有關的宗教、藝術、倫理道德。因此研究文化，必先研究形而上的本體論學說。研究中國文化也是這樣。只有抓住這個根本，才能說明中華民族生息綿延幾千年的原因所在，以及這種生息綿延遵循著怎樣的價值理想和歷史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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