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名醫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序中暢言養生的重要性，同時責怪和痛斥時醫、時人無視養生，是“舉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榮勢，企踵權豪”，“準名利是務”，實在是“崇飾其末，忽棄其本”，勸導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理”。可見，關于情志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仲景當時已比《內經》作者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國時名醫華倫，不畏殺身之禍，以激怒療法治愈太守篤病的事跡，見于《后漢書》的記載而廣為人知。他還“曉養性之術”，重視心理衛生。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專有“養性”之論，不僅整理了唐以前有關調神養心方面的論述，還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在“道林養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對情志保健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宋代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認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類致病因素中的一大類，非常突出地強調了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發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張子和在其所著《儒門事親》中，極為重視心理治療，對于《內經》的“以情勝情”療法，進行了深刻的研究，還創造了“習以平之”等意療方法。

　　明、清時期，心理保健學說有了新的開拓和特點，如《攝生集覽》中提出“養神為首”，即雖然保養之法可數以萬計，但養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與精神的關系方面認為，指出不寐與情志有關，倡導“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箋》中還提倡鑒賞書畫、文房四寶、各種花卉及游覽、登高等活動，以陶冶精神，實為當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觀點的理論之源，至今仍給我們以方法論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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