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衛生法專家董文勇也承認，倪海清案背后，表明了我們國家在醫藥衛生立法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足。“我認為，根本立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念如果出現了問題，可能影響的是我們國家醫藥衛生事業的全局。”

　　“目前我國的衛生立法往往是技術型立法，對于理念、路線、方向等宏觀方面體現不多。例如我國在缺乏《衛生基本法》的情況下，對很多細枝末節的法律進行立法，一旦方向沒有選擇對，那么技術方面的立法做得越好，在實際效果方面就變得越差。”董文勇說，目前的《藥品管理法》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透過倪海清案，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我國雖然制定了《中醫藥條例》，但如果不肯定中醫藥服務的特殊規律和有效性，那么其基本的法律理念就得不到保障。“這也就造成了倪海清案的發生，而且還會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案子，這只是冰山一角。”董文勇說。

　　對此，董文勇建議圍繞國民健康立一個方向性、基礎性的法律。“這應該是以國民健康為核心、尊重公民健康權的法律。尊重健康權，其中包括公民的健康選擇權。而國家需要做的，只是促成而不是干預這一權利的實現。一切有利于公民健康權的實現，一切有利于國民健康的，都應該納入國家的責任和義務中來。”

　　曹東義也表示，我國現行的《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借鑒的都是西方管理西醫學、西藥學的辦法，對中醫藥的管理有從根本上說“水土不服”，在評價體系、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造成了不利于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影響，“希望盡快出臺《中醫藥法》。”

　　他建議，要突出保護中醫藥的原創理論體系，保護中醫藥特色的診療技術，按照中醫藥自身的規律發展中醫藥事業。如中醫執業管理，不宜分科過細。“中醫本身是整體觀辨證論治，內外婦兒一個整體，中藥針灸等綜合治療。”其次，要保護好中醫藥人員創新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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