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藥品管理法》的規定，依法必須經過藥監部門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的藥品應按假藥論處。倪海清研制的藥品，并沒有經過藥監部門的批準，而擅自出售，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所以，表面看來，法院的判決并沒有錯。然而，倪海清在法庭上供述，至今為止，大約“救治”了數百個晚期癌癥病人，這里面還包括他自己。情理與法的沖突就這樣突兀地擺在我們面前。

　　其實，法律雖然是剛性的，卻并非不容納“情理”。如果法院能查明倪海清提供的藥品有療效，能給他人帶來益處，完全可以用“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宣告其無罪。

　　當然，我們更應當關注民間秘方的命運。如果所有的藥品都要進行批準才能使用，民間秘方就陷入了窮途末路。因為，藥品管制固然能控制假藥，但同樣帶來官僚與腐敗。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倪海清的藥要取得合法身份“須經研究、試驗、審核等多個程序。一個新藥的審批是一個漫長的而且耗資巨大的過程，從臨床前試驗到臨床試驗，從專家評審到管理部門審核批準，耗時長達5~10年，投入的財力物力則是天文數字”。那么，我們的藥品管理部門是否也該反思自己的官僚行為，能否出臺一些快速辦理機制？

　　再有，能否出臺一些靈活機制，例如對于一些絕癥病人，在藥監部門的監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屬的自愿前提下，允許他們試用民間秘方，讓民間秘方找到出路，也給癌癥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讓“情法沖突”降低到最低限度。（轉自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