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蜚聲中外的前輩之所以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是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科學”指的是在近代歐洲才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機構組織、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先是將“科學”的概念泛化，定義成一種中國古代存在著的東西，然后斷言中國古代有“科學”，并以“輝格式的歷史觀”僅僅以論證“中國第一”作為主要目標。還是以竺可楨為例，其在1951年發表的《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成就》一文，開宗明義即指出：“過去資本主義國家談天文學史的人，多推崇巴比倫和希臘，蔑視中國在天文學上的偉大成就。一方面固由于西洋寫天文史的人，不懂得中國文字。但自命為中國通的人，也鄙夷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而弗肯稱道，如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傳教士諶約翰著的《中國天文學史》，把中國古來在天文學上的創造，統以為是傳自印度和巴比倫即是一個例子。也有少數學者如《星辰考源》的作者荷蘭人薛萊格，誤解了中國的經典，把中國天文學史推到一萬六千年前，以為西方天文知識多源于中國，這也未免過于夸張。我們若用實事求是的眼光來研究世界科學發達史，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成就，自有其輝煌卓越的貢獻，值得我們的探討和宣揚。”在歷數了古代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輝煌成就并與西方做了比較，最后說道：“我們回顧郭守敬以前張衡、虞喜、劉焯、一行、沈括等的偉大創造，以及千萬天文工作人員積時累世的勞動成績，我們很可以自信在人民政府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物的文教政策領導之下，給以相當的時間，我們的天文學，和旁的科學一樣，必會有更燦爛光輝的成就。”而上海的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一書中，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論證了中國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

    醫學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對于醫學的本質屬性，由于其研究和服務的對象是具有生物和社會雙重屬性的人，由此而決定了醫學絕對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對此，我們只要看一下西方的學科分類就迎刃而解了。在西方，經常是“科學”、數學、醫學三者并列。也就是說，醫學、數學并不屬于“科學”的范疇。然而在中國，很早以來就把數學、醫學看作當然的“科學”，甚至社會學是“科學”，考古學也是“科學”；心理學是“科學”，政治學也是“科學”；哲學當然是“科學”……任何欲加好評的東西，都要冠以“科學”的名目；任何自己喜好的學問，都要歸入“科學”的范疇，大眾竟都覺得天經地義。“科學”一詞在中國為什么被如此濫用，乃是因為自近代以來在中國知識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唯科學主義”——“科學”被視為絕對真理，甚至是終極真理，是絕對正確的乃至唯一正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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