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說
中醫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說
春秋戰國時的“陰陽”概念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兩種基本的物質之氣,春秋時期人們已認識到陰陽之氣的正常與否關系到天象、氣候、物侯等自然現象的正常與異常。戰國時期的陰陽學說還著重闡述了陰陽二氣的盈虛消長、升降出入的運動變化規律及其對季節、氣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陰陽”概念的另一種意義是指相互對立的兩種基本屬性,或屬性相反的兩類事物,或一個事物中屬性相反的兩個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進退、動靜、生殺、強弱、明暗、寒熱等等,《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高亨《周禮注疏》卷五·544頁,齊魯書社,1979),即是對陰陽屬性的表述。由于陰陽屬性是相對的,故而在陰陽之中可以再分陰陽。《文子·微明》云:“陽中有陰,陰中又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文子纘義》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頁),即表述了這一思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一)。這兩段話中的五味、五色、五聲、五節即是按五行將味、色、聲、節各分為五種以入五行之類,五行學說中的一條基本原理——五行相勝理論在春秋時也已產生。如《左傳·哀公九年》云:“水勝火”(《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火勝金”(《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可以為證。
戰國時期五行學說有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呂氏春秋·應同》所載鄒衍“五德終始”論中提到了“土氣”、“木氣”、“金氣”、“火氣”、“水氣”,這便是五行之氣的概念。從鄒子的“五德終始”論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氣與五行歸類有著密切的關系:五行之氣分別支配著相應的五類事物;五行之氣也有五行相勝關系;五行之氣按相勝之序遞勝(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戰國時期五行學說的另一個進展是明確了五行主時和五行方位的理論。
陰陽的概念在醫學中應用較早。醫和的六氣病因論即有陰氣和陽氣。《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扁鵲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陽緩而陰急”(《史記》卷一百五,中華書局,1959)。“破陰絕陽”等語,既有表示屬性的“陰陽”,也有表示物質之氣的“陰陽”,表明在春秋時期陰陽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禮·天官冢宰》醫師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養其死生(《周禮注疏》卷五,見《十三經注疏》,666頁)之語,這顯然是運用五行概念來歸類,以診斷疾病的指導療養,所以五行概念應用于醫學當在《周禮》成書之前。
《內經》中系統地總結了當時自然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例如《素問·陰陽離合論》云:“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黃帝內經素問》卷二)。發揮了陰陽屬性的相對性及其無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諸子著作對五行主時只論及五行所司季節和日期,而《內經》則進一步把五行主時落實到時辰,為建立和發展醫學理論服務。
《內經》中的陰陽概念也包括物質之氣,即陰氣和陽氣。基于天人相應的觀念,《內經》認為人身陰陽二氣與天地陰陽二氣呈同步一致的消長變化,認為人身脈象的變化與四時陰陽消長相應。脈象是人體氣血陰陽狀況的表現。脈象應四時陰陽即意味著人身陰陽與天地四時陰陽相應。《素問·脈解篇》還根據一年中天地陰陽的消長升降規律及其變異來解釋各月份人體易產主的病癥,認為人身陰陽與天地陰陽的消長升降完全時應相符。陰陽二氣失調,會導致疾病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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