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方》及《千金翼方》(簡稱《千金翼》)各三十卷，發展了腧穴的配伍，收集了大量的經外奇穴，以及便于實踐的三里保健灸等，擴大了腧穴防治疾病的范圍。他又繪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圖》，分別繪成了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等，惜已散佚。宋代王惟一于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奉詔對針灸腧穴重新厘定，訂正訛謬，從而撰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簡稱《銅人》)三卷，詳載穴位的名稱、部位、主治、刺灸等內容，并在個別重要穴位下收載了歷代名醫針灸治驗案例，還繪有十二幅十二經經穴圖譜，由當時官府刊行。翌年鑄成兩具腧穴銅人模型作為教具，為學習針灸提供了方便，給后世針灸教學樹立了典范。用銅人考試醫生的方法，一直沿襲到明代，對提高針灸的教學效果，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還將《銅人》刻于石碑上，昭示于眾，以便學者觀摩。元代滑伯仁著《十四經發揮》(簡稱《發揮》三卷，始將任、督二脈與十二經脈合稱為十四經。又承《圣濟總錄》(簡稱《圣濟》)、《金蘭循經》的先例，把全身經穴按《靈樞·經脈》循行順序排列，稱"十四經穴"。明代楊繼洲撰《針灸大成》(簡稱《大成》)十卷，匯集了明代以前針灸醫籍中之精華，是一部總結性的針灸著作。該書對腧穴主治各證，分門別類加以論述，頗為詳盡，又列舉了辨證選穴的范例，充實了針灸辨證論治內容，并附有針灸醫案，為后人所借鑒。清代針灸不如明代昌盛，在醫界重藥輕針的情況下，李學川提出針灸與方脈可以左右逢源，因此撰《針灸逢源》(簡稱《逢源》)六卷，他將歷代針灸醫籍中所載十四經經穴數目收集了三百六十一個，一直沿用至今。鴉片戰爭以后，針灸日趨衰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祖國醫學事業的發展，針灸學也受到了應有的重視。針灸工作者對腧穴的作用以及一些規律性聯系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大量的臨床和實驗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時，又陸續發現了一些新的有效腧穴，使腧穴學得到不斷地充實和提高。此外，還對穴名、拼音以及經穴的數目和排列順序等的統一，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一切對腧穴學的發展，認識的深化和理論的充實，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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