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茶和茶馬互市，是我國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兩項主要內容。所謂“茶政”，無非也就是國家對茶葉生產、貿易、稅收等所頒布和制訂的一些規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內容的總稱。
　　
　　換句話說，茶政也即政府對茶葉生產、運銷的一種干預，是茶業一定發展的一種標志。如前所說，我國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據考證，我國也即唐代的茶政，是從貢茶和征收茶稅所開始的。
　　以貢茶和稅茶的時間來說，貢茶比課收茶稅的時間似乎還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關于茶山貢茶詩中吟及的“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帖催”等詩句所示，這些貢茶的詔諭和碑文，也即構成我國最早的茶葉法規和茶政內容。
　　
　　關于唐代稅茶的情況，上節已經介紹，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國茶葉的法制，相對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階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葉法制又復大亂。如后唐李稟時，“于各要沖設稅茶機構，自湖南至京（今洛陽）六七區納稅，以至商旅不通”①。所以，入宋以后，一為國用未豐，需增加茶稅收入；其次也為革除唐朝以來茶葉自由經營收取稅制的種種積弊，故從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葉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和邊茶的茶馬互市這樣兩項基本國策。
　　
　　或許有人會說，榷茶和茶馬互市，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嗎？是的，唐文宗時，王涯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頒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殺，榷茶剛剛開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馬互市，雖提出和見之于唐，但實際成制于宋。
　　
　　１．榷茶的實施。榷茶是一種茶葉專賣制度，實質上也是一種茶葉稅制。實行榷茶，一般寓稅于中，不再設稅。其實不是不稅，本身首先把稅利就考慮計算在內了。但是，國家或官府對榷茶之利，還不限于茶稅，他們在壟斷茶葉生產和貿易的過程中，通過低價向農民收購，高價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買一賣，轉手之間，除稅額以外，還取得了驚人的差額；這也是其與茶稅又同又不同之處。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變化。但是，大體來說，宋朝榷茶的規定是，園戶（山區種茶的農民）生產茶葉，先向附近的山場兌取“本錢”，采制以后，以成茶折交“本錢”；多下來的茶葉，不準賣給別人，要悉數出售給山場。至于茶商買茶，也一改過去向產區農民直接收購的習慣，而是先向榷貨務交付金帛，然后憑券到榷貨務貨棧和指定的山場兌取茶葉再運銷各地。
　　
　　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９６４），是年詔在京、建、漢（漢陽）、蘄口（今湖北蘄春）各置榷貨務①開始榷茶。第二年，又以蘇曉為淮南轉運使，“榷舒、廬、蘄、黃、壽五州茶貨，置十四（一作四十四）場，一萌一蘗，盡搜其利”②。
　　
　　這是宋代開始榷茶的情況，其榷貨務和山場不斷變更，直至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才相對穩定為六務十三場。其六務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蘇儀征）、海州（江蘇連云港）、漢陽、無為和蘄口。十三場是蘄州的王祺、石橋、洗馬、黃梅，黃州的麻城，廬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羅源，壽州的霍山、麻埠、開順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個長期在遼、金和西夏侵擾、威脅下被侮茍安的朝代。
　　所以，作為其斂財來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隨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動。如最初的榷茶，只限江淮和東南一帶，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自賣，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廢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寧后又復榷東南茶葉）。至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榷”；也即全國其他地方可隨便買賣，原來不榷茶的川峽一帶，反倒增設提舉司，“榷川茶以換取邊馬”實行起榷茶來了。再如商人向榷貨務購茶，先前只須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戰需要，就改令商人輸粟京師，或納糧于邊塞，然后再按值付券，準予兌賣荊湘、江淮茶葉；這也即北宋時一度所推行過的貼射，三說和四說諸法①。總的來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變化較多且亂，崇寧四年（１１０５）推行引制以后，開始比較穩定下來。引法分長引和短引兩種。長引在商人交納銀錢邊糧以后，由榷貨務發引自買于園戶，然后返銷引面注明的遠方州軍。短引只限于產地和鄰近州縣出售。
　　
　　崇寧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雖然有時也短期實行過稅茶或其他榷制，但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這種引制，直至咸豐（１８５５—１８６６）以后，清廷被迫允許外商在我國腹地開廠設棧，引法漸廢，榷茶才最后為厘金和其他捐稅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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