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然藥物知識的積累
　　人類對藥物的認識、選擇和應用，是從天然藥開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類藥、動物類藥和礦物類藥的認識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在河北省藁城縣臺西村商遺址中曾出土有30多種植物種仁，其中可作藥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陽商代婦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內存留有濃厚的朱砂痕跡，當為粉碎、研磨宋砂等礦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不但記載許多藥用植物、動物和礦物，有不少直接是記述藥用的卜辭。如禾、粟、麥、秜、稌、菽、麻、葑、黍、馬、牛、羊、豕、犬、雞、玉、石等。
　　殷墟卜辭反映的藥物知識，僅僅局限于巫醫用藥情況，還不能反映當時藥用知識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來更重視農業，而以植物藥為主體的中國傳統藥物學其形成與發展，和農業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詩經·七月》中記載可入藥用的（遠志）、郁（郁李）、桑、蠶、蘩（白蒿）、萑葦（蘆葦）、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棗、稻、瓜、壺（葫蘆）、苴（麻子）、荼（苦萊）、樗、黍、麻、麥、稷、茅、韭等。《詩經》載有三百種可入藥的動、植物和礦物，由于農業的發展和糧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飴技術，留下了詩句。
　　藥物知識與經驗的積累，用藥實踐的發展，帶來了藥物理論的升華。《周禮》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的理論。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飴、蜜（味甘），姜（味辛），鹽（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麥、豆；五藥并非指五種具體藥物，而是草木蟲石谷五類藥物，關于藥物分類的思想已顯出端倪。五行學說與藥學的結合，藥學與預防、藥療、良治實踐的結合，是《周禮》所載藥學知識、經驗與理論的兩個顯著的特點。

　　二、酒的發明和藥用
　　（一）酒的發明
　　晉人江統在《酒誥》里載有：“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有飯不盡，委余空桑，郁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說明煮熟了的谷物，丟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條件下，可自行發酵成酒。人們受這種自然發酵成酒的啟示，逐漸發明了人工釀酒。
　　我國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戰國策》：“帝女令儀狄造酒，進之于禹。”據考古發掘，發現龍山文化遺址中，已有許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記載。藁城縣臺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時還有發酵作用，漢代班固在《白虎通·考點》中亦有芳香的藥酒意思的解釋。羅山蟒張鄉天湖商代墓地，發現了我國現存最早的古酒，它裝在一件青銅所制的容器內，密封良好。至今還能測出成份，證明每一百毫升酒內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氣味，說明這是一種濃郁型香酒，與甲骨文所記載的相吻合。
　　周代，釀酒已發展成獨立的且具相當規模的手工業作坊，并設置有專門管理釀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漿人”、“大酋”等管職。

　　（二）酒的藥用
　　酒是最早的興奮劑（少量用之）和麻醉劑（大量用之）。酒的發明和應用，促使用藥范圍不斷擴大。酒有通血脈，養脾氣、厚腸胃、潤皮膚、去寒氣、制藥劑、消毒殺菌的功效。《黃帝內經》指出古人作“湯液醪醴”，其醫療作用是“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古代醫生治病時常借助于酒力，使藥物取效。“酒為百藥之長”即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
　　再從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醫和酒的關系，醫，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醫治病工也……從酉”。“醫，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又說：“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饗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儲糧，發酵成酒，形似酒壇，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真實的歷史文化。從“醫”字的結構可以看出“醫”字用病聲和酒二者會意組成，說明古代醫療與酒關系甚密，體現了酒在醫藥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湯液的創制及意義
　　湯液即湯劑，是伊尹創制發明的。伊尹原是湯王的廚師，后被起用為宰相。《史記·殷本紀》：“伊尹以滋味說湯”《黃帝針灸甲乙經·序》：“伊尹以亞圣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伊尹既精烹調，又通醫學。根據烹調飲食的經驗以提高配制湯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湯液的創制發明，絕非是伊尹一個人，或非一個時期。湯液的發明，是無數先民通過千百年的生活實踐，從采藥用藥與烹調中長期經驗積累的結果。
　　湯液的發明，是醫藥發展史上的一次躍進，標志著方劑的誕生，是醫學史上一項重要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