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零、高車、回鶻、維醫學的發展
　　維醫學(從丁零到回鶻的醫藥)：“丁零”一稱，公元前三世又漢文史籍中已經出現。這是一個游牧于東起貝加爾湖，西至額爾齊斯河和巴爾喀什湖之間遼闊草原地帶的部落。自公元二世紀至公元九世紀中葉回紇汗國滅亡，六百多年間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車、鐵勒、回紇)的主要分布地。高車(鐵勒)部族文化受匈奴、鮮卑及其它雜居民族影響甚大。鐵器是從漢族那里由匈奴人傳之于丁零的。醫藥衛生習俗與匈奴互相彷佛，“俗不清潔”。漠北鐵勒諸部歸附唐朝，成為唐“編戶之民”，大大擴充了唐帝國疆域，同時唐文化也大大推進了鐵勒部族文化的發展。其間醫藥文化也必有交流。唐政府曾先后下嫁過三位公主給可汗，每嫁都帶去大批漢族工匠、醫博士和隨從人員。漢工匠幫助營造了“可汗城”、“富貴城”、“可敦城”、“公主城”等，醫博士則專為公主又隨從人員作保健服務，久之也為可汗及達官貴人診治疾病。公元8世紀以后，回紇部眾大批西遷。一支遷往中亞，建立了喀拉汗王朝；還有一支入居吐魯番，建立了高昌回鶻王朝。回鶻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語各部，又融合了兩漢以來移居這里的漢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廣大地區操焉耆、龜茲、于闐語的部族，以及后來遷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長期相處，繁衍發展，最終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維吾爾族。
　　1974年吐魯蕃小桃溝出土有漢文、回鶻文合璧藥方(現藏新疆博物館)，透露出回鶻人對漢族醫學的學習和研究，據考證，年代在回鶻人遷入后不久，其方藥內容已殘缺不全，成方藥多以中原用藥為主；中原的煉丹術、華佗麻醉術等均可能是經西域(尤其高昌回鶻)而傳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同樣，阿拉伯、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繼續將香藥等送到中國出售，也多通過高昌回鶻絲綢之路。
　　現在尚能見到的十世紀回鶻文獻中，《金鑰匙》一書于1920年由德國考古學家馮勒·高克在高昌古城遺址發掘中發現，為維吾爾歷史上第一部重要醫學文獻，現存柏林。西方已有不少學者就此發表了研究專著。1980年，新疆衛生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幫助下，將之譯成漢文，全書回鶻文共201行。分為理論、疾病、治療、藥物四部分，主要以血液、膽液、粘液三種體液在風寒影響下造成各種疾病立論。具體記述了創傷、皮膚、五官、呼吸、心臟、消化、泌尿生殖、神經、婦產、小兒及麻風、狂犬病、慢性發燒等病癥，其中還有些今回鶻文考古專家也不明了的疾病，治療則包括藥物、營養、冷熱敷、灸烙、放血、穿刺、天然水、引產等各種療法，以藥物與營養療法為主。最多為動物藥，其次為家畜家禽，少量為植物藥，礦物藥極少。一般都用本土所產。方劑有單方、復方、偏方、驗方，并有油膏、軟膏、溶液、丸藥、含片、栓劑等劑型。藥利配齊后煎到不糊或煮開鍋后即可，然后用陰干之法最后制成。此書理論及實踐均不同于印度、希臘及我國內地漢醫，而又互見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土耳其之中國籍（維吾爾族)針灸醫師穆罕默德·亞庫夫·市格熱在德國柏林博物館吐魯番展廳參觀時，發現出土于高昌故城遺址的回鶻文《針經》他說：“吐魯番出土具有當代特色的半身裸體象，上有用箭頭指出的數個穴位，穴位說明是用古代回鶻文字寫的，但很少能讀懂。”（參見其所著“突厥人的針灸療法”文，刊土耳其《東土耳其斯斯坦之間》雜志），所附回鶻文針灸圖中可讀出者有：
　　“頭部……胸、上肢、踝部……如果人體發燒……它的穴位在這個部位……心臟穴下二指則二指。”
　　回鶻人的針灸術上繼于唐時高昌王朝，更早則于公元5～6世紀《居延漢簡甲編》已見內地針灸傳于河西走廊，吐魯番人今之熱沙療法也與灸術有些淵源關系。
　　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續不斷流入維吾爾人民中間。回鶻醫學也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巨大沖擊。成書于1069～1070年間的《福樂智慧》雖是文學經典著作，卻也反映出這種影響，作者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將“四要素”學說揭示給人們，在這部長詩中，他說：“四位同伴于我，好似四種要素，四要素組合，才能溝成生命。”其引入火水土氣四要素，人體中的紅色要素即血液質，黃色要素為膽液質，白色要素為痰或粘液質，黑色要素即黑膽質，四要素失去和諧即可得病。
　　他對四大物質的四種屬性熱、寒、濕、干在病癥中的表現以及相針對的治療也作了表達，在養生用食物選擇方面，他說：“若是少壯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熱性食物，血脈方能暢通。若是年過四十，面臨生命之秋，多進熱性食物，體素調理要周。年足六十，年華恰如冬日，僅可食用熱物，涼食應該棄置。”
　　這一時期喀什最有名望的醫師是伊麻地丁·喀什葛里，他曾將拉齊和阿維森納的著作介紹進來，他所著的《中國土茯苓》藥物手冊傳播到中亞及西方國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醫療法規解釋》，他認為，危害生命的是飽食脹死，因此要“不多食”、“不要多吃零食”，并勞逸結合。這位名醫還主張“飽食時不洗澡，裸身時不睡覺，酒醉時不同房，發怒時不吃飯，適當進食，注意睡眠。”“健康時盡量不吃藥，要是發現自己有一點小病，就要抓緊治療，適當服藥，使病痊愈。”此外還論述了營養、飲水、水果、四性等，認為“包括所有的東西，我們都應該保持中間的狀態。”（《福樂智慧》，第603頁，605頁，民族出版社1986年）。
　　以上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念，有不少中國內地的儒家和中醫理論（如慎言、中庸、醉莫入房、治未病等)的痕跡，同時結合了回鶻本民族的經驗，但主體已轉化為阿拉伯四體液醫學體系，可見伊斯蘭文化滲透之力。
　　這一時期，維吾爾醫學已經初步形成，漠北回鶻時期的醫學傳統在疾病治療中仍居主導地位，萬物及疾病均以寒、熱類分，動物藥和植物藥也區別為寒性、熱性兩種，用作針對性治療。
　　喀喇汗王朝時期的《突厥語大詞典》堪稱維吾爾族最古一部百科全書，作者馬赫穆德·喀什噶爾，其中記載有34種常見病和治療藥方、諸種療法，與《金鑰匙》基本相同。例如治腰髖疼痛：“可以用鴿子糞與黑粗麥面同煮，連敷三個夜晚即愈。”“如有人被瘋狗咬傷，讓他吃瘋狗的腦髓可愈。”這些都是維醫民間療法。
　　喀喇汗王朝的醫學進步表現在不但有了職業醫生，而且有了內、外、五官、婦兒科的分科。外科包括腸梗阻、損傷、天花、麻風、骨折、疣、色班等。內科疾病如傷寒、胃炎、赤痢、感冒、失眠、瘧疾、頭痛、腹積水、狂犬病、哮喘病、性機能衰弱、咯血、尿血等。五官疾病有白內障、失明、耳鳴、叮嚀、耳嗅、耳聾、鼻血、牙疼等。婦產科病如妊娠斑、懷孕、不予懷孕。治療用服藥、藥膏、瀉藥、解毒刃、放血、靜養、心理療法、溫泉浴、食物療法等，藥物諸如蓽、木通、檀香樹、洋李、土木香、菖蒲等等。另外如酸奶瀉藥、硼酸等為成藥。
　　伊斯蘭教入主新疆之后，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學堂，其中也包括醫學家和獸醫學家，這是一種特殊的醫學教育方式，因為每個學生都要學伊斯蘭語(大約因此之故，后來回鶻文被阿拉伯文取代)、天文、地理、數學、文學、醫學、藥物學等。
　　卒于1083年的穆罕默德·伊本·拉西德·伊本阿里·喀汁噶里醫師，用茄茴香酒治白癜風，用人參治陽萎，用小茴香、洋茴香、阿育魏實、卡拉萊籽治療弱視等亦頗具特色。
　　醫生在汗國比較受重視。《福樂智慧》有“如何對待醫生”一篇，其中說：醫生，他們為人們醫治病痛。這種人對你十分需要，沒有他生活斷難過好，一生中總有個腦熱頭痛，醫生能為你治好疾病。瞧，疾病乃是死神的幫兇，有生必有死，為人之常規。醫生乃是有用之人，要多加親近，莫虧負他們。”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印度、阿拉伯諸地區文化的成份，曾先后受摩尼教、佛教、伊斯蘭教的影響，并一直在漢族文化的熏染之下，絲綢之路的歷史貫串其中，地跨蔥嶺東西，直抵原屆蘇聯的塔什干、撒馬爾罕及布哈拉等城市，故回鶻醫學的基礎也是奠立在這樣廣闊的基礎之上的，阿拉伯的著名醫學家阿維森納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語族，因此回鶻民族接納阿拉伯醫學體系似有天然的便利，地理環境、民族特點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醫學。亦由于同樣的原因，回鶻民族的醫學家在中外醫學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漢族醫學西傳及阿拉伯醫學的東傳都有著他們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壯醫藥的發展
　　唐代，廣西屬嶺南西道：設立桂、容、邕三管、壯族醫藥經過秦至隋代的積累時期，逐步形成具有獨特民族風格，又滲透有漢醫學的壯族醫學。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反映出來：

　　（一)文獻記載的壯族醫藥大量增加
　　唐宋著名的本草學、方劑學著作及有關壯鄉風土人情的《嶺外代答》、《桂海虞衡志》、《嶺表錄異》等，都記載了大量的壯族醫藥經驗，反映了這一時期壯族的醫藥水平。
　　唐《新修本草》共載藥850種，當時，曾下詔全國，征詢各地藥物標本，根據形色加以圖繪，其中也收載了部分的嶺南地區藥物。如：
　　蚺蛇膽、釣樟根皮、獲苓、蒜桂、滑石、黃芩、瓜蘆木、青石、赤石、黃石、白石、黑石脂、鉤吻、白花藤、蛇黃、郁金、藍實、柏實、蒟醬、莎草根、蘇方木、檳榔、白兔藿、狼跋子等產自嶺南地區的藥物，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陳藏器的《本草拾遺》在補充《新修本草》的遺漏祁糾正紛亂時，亦記載了不少壯族地區的藥物。如：陳家白藥相甘家白藥。蒼梧縣，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龔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縣。陳家白藥和甘家白藥均是性味苦寒，但前者無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具有解藥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者為當時著名的解毒藥。石藥。“出貿州山內石上。”貿州，即今之賀縣。此外，《本草拾遺》還收入了許多產自嶺南地區的藥物，如雞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獨腳蜂、腆顆蟲、枸櫞、無風獨搖草、予脂、陳思岌、草犀根、黃龍眼、萬一藤、骨碎補、麂目、牛領藤、灰藥、金釵股等。
　　唐·李珣的《海藥本草》也有部分壯族地區藥物的記載，如零陵香、釵子股、君遷子、蛤蚧、人肝藤、沖洞根、皋蘆葉等。特別是其中對蛤蚧的記載尤詳：“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開張，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無效，彼人用療折傷，近日西路亦出，其狀雖小，滋力一般，無毒，主肺痿上氣，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黃熟后，搗口含少許，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記錄了壯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別真假的經驗。
　　唐·劉恂的《嶺表錄異》雖不是本草學專著，但其收錄的部分壯藥臨床應用經驗，確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山姜以鹽藏暴干，煎湯飲治冷氣；山橘子破氣，蛤蚧治肺疾，檳榔祛瘴疣，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治葛毒等等。
　　唐以后《桂海虞衡志》及《嶺外代答》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雖然不是醫家，但他們在廣西為官多年，對當地的醫藥有相當的了解，并加以記錄，如記載礦物藥、動物藥植物藥品種繁多，有治療瘴氣類的有解各種中毒的，有清熱藥，及芳香藥材等等。
　　從文獻記載來看，壯族地區盛產毒藥，壯醫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藥，除了與廣西的水土環境有關外，尚與當時的法律未能在壯族地區全面執行有關。雖然對于買賣毒藥，國家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凡是以毒藥害人的都要給予嚴厲的制裁，或處以極刑。因此，在中原一帶買賣毒藥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壯鄉，由于交通不便，統治階級鞭長莫及，這些法令難以生效。從《諸病源候論》記載的嶺南俚人使用的五種毒藥，以及《肘后備急方》提及的“俚人藥毒”，充分說明了壯族地區出產的毒藥，在當時已通過買賣進入了中原。

　　(二)方劑學的萌芽
　　壯藥品種的增多和使用經驗的積累，為壯醫方劑學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唐宋時期的方書，除了收載大量的中醫藥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嶺南的解毒、治瘴氣藥方，其中包括壯醫方藥，顯示出壯醫方劑學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嶺南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貶為湖州刺史后，曾患過不少疾病，為治病防病，他虛心向當地人民學習，親自種植中草藥，自采、自種、自制藥物。柳宗元博采當地的醫藥經驗，結合自身的治療經歷，編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記述了療瘡、腳氣及霍亂三案。

　　(三)醫書分類出現了”嶺南方”
　　1161年鄭樵氏在《通志》中進一步將醫書細分為26類，其中嶺南方類五部九卷，應包括壯族醫藥在內。分類中設嶺南方一項，標志包括壯族醫藥在內的南方少數民族醫藥在祖國傳統醫學中的明確地位。據《嶺南衛生方》前言，當時及隨后的嶺南方書有李喧的《嶺南腳氣論》、李繼皋的《南行方》鄭樵《通志》載的《治嶺南眾疾經效方》、《廣南攝生方》等。

　　(四)涌現出一些比較有名氣的壯醫
　　宋代，見于文獻記載的，有名有姓的名醫，在壯族地區有兩體位。《蒼梧縣志》記載：“宋代，邑育針灸名醫梁大用，世奉洞賓，遇異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針，并得針灸書，人有病患，針之無不立愈”。雖然帶有神話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壯醫針灸技術之高超。《廣西通志》(嘉靖十年)記載：“宋，俞仲昌，貴縣東部人，少業儒，不求仕進，不趨俗好，樂施舍，精醫術，治人多不責其報，鄉人尊為老先生，名公碩士多為篇什以楊其美”。

　　(五)對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認識
　　北宋慶歷年間，廣西宜山縣曾發生了一次農民起義，統治階段用蔓陀羅花酒誘捕了歐希范等起義首領犯人，全部殺害，并命宜州推官吳簡及繪工宋景等，對尸體進行解剖，繪圖成冊，名曰《歐希范五臟圖》。這是我國醫史上第一張實繪的人體解剖圖，它主要是關于人體內臟的圖譜，對肝、腎、心、大網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態的記載基本正確。

　　(六)對瘴氣的認識和治療
　　瘴氣，是古代壯族地區的常見病，廣西素有“瘴鄉”之稱，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說：“瘴，兩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廣西氣候炎熱、多雨潮濕，是導致瘴氣的主要原因，宋代壯醫不僅對瘴氣的病因病機有所認識，而且進行了初步的分類，并運用當地的方藥進行治療。壯醫所說的瘴氣包括許多疾病，并不是專指某一個病，故《嶺外代答》說：“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氣，壯醫按發病季節分為青草瘴、黃梅瘴、新禾瘴、黃茅瘴；按癥狀表現及性質分為冷瘴、熱瘴、啞瘴，在與瘴氣作斗爭的實踐中，壯醫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除了唐宋時期的本草著作收載不少嶺南治瘴的藥物外，《嶺南衛生方》記載了大量的嶺南人治瘴經驗，《嶺外代答》則記載了壯族地區使用針刺療法治療熱瘴的經驗：“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唇，……發瘴過經，病已入里而瀕死者，刺病人陰jing而愈”。壯醫對瘴氣的認識與治療，豐富了祖國醫學的內容，可以說，在當時是處于領先地位的。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壯族醫學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出現了壯醫理論的雛形。大約宋代以后，壯醫已引進中醫的陰陽概念，用以解釋人體的生理現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機，促進了壯醫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