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醫(yī)家，約生活于987—1067年間，籍貫不詳。王惟一歷任宋仁宗、宋英宗兩朝醫(yī)官，仁宗時為翰林醫(yī)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藥奉御騎都尉。

　　王惟一精于針灸，《宋史·藝文志》載有王氏《明堂經》3卷，惜未傳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訂醫(yī)書，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舊聞，訂正廖誤，考訂針灸著作。他按人形繪制人體正面、側面圖，標明腧穴的精確位置，并搜采古今臨床經驗，匯集諸家針灸理論，著成醫(yī)書3卷，共載腧穴657個，采用按經絡和部位相結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經絡系統(tǒng)，又便于臨證取穴需要。

王惟一

　　仁宗以為“古經訓詁至精，學者執(zhí)封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復令創(chuàng)鑄銅人為式。”于是王惟一負責設計，政府組織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銅鑄成人體模型兩具。仁宗下令將一具置于醫(yī)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國寺仁濟殿。兩具針灸銅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軀殼由前后兩件構成，內置臟腑，外刻腧穴，各穴均與體內相通，外涂黃蠟，內灌水或水銀，刺中穴位，則液體溢出，稍差則針不能入，因而可使醫(yī)生按此試針，以供教學和考試之用。王氏前所撰針灸著作也名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該書由政府頒行全國，與針灸銅人相輔行世。

　　后世宋鑄銅人丟失，對其去向，說法不一。據傳，一具流入襄陽，后來由“趙內仲歸之內府”。屬何“內府”，尚需考證。另一具，《元史》稱“此宣撫王檝使宋時所進”，則這具銅人是貢品，與一般所說金人南侵時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從金人那里奪回的說法不一。

　　宋以后，歷代統(tǒng)治者都視銅人為國寶。《元史·方技工藝傳》詳載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爾工匠阿尼哥修復銅人的經過。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嘆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獎并賜官。

　　明英宗正統(tǒng)八年（1443年），銅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難辨，下令重鑄銅人模型，以代替宋銅人。至此，這一座宋鑄銅人的下落，亦趨于不明。

　　明清兩代，公私鑄造銅人很多。現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兩代所造，包括流傳于國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館藏有一具大型銅人模型，有人認為這就是宋銅人。但是，據親眼目睹這銅人的人描述，這銅人為“二個斷片綴合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渾然全身”，故不能“中實以汞”。其腧穴名稱于鎏金書寫的，而不是鑲嵌“錯金而書穴名于旁”。據此，可以斷定日本帝室博物館所藏的這具銅人，絕非宋銅人。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負責，將全書內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該書石刻為壁，在大相國寺內建成“針灸圖石壁堂”改稱“仁濟殿”。

　　宋代，我國的印刷術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圖經》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圖經》不易保存，日久湮沒或傳之出現訛謬之處，創(chuàng)造性地將《圖經》刻于石上，昭示大眾，便于學者觀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該書石刻為壁，在大相國寺內建成，建成“針灸石壁堂”（1042改稱“仁濟殿”）。

　　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貞（公元1295－1296年）年間，將石刻從河南汴梁（今開封）移來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東明照坊太醫(yī)院三皇廟的神機堂內。明英宗正統(tǒng)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時間，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滅不清。英宗令工匠礱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將“新鑄”二字刪去，定名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記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統(tǒng)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東城時，宋·天圣刻石被劈毀，充當修筑城墻的磚石，被埋于明代城墻之下。

　　1965年至1971年間，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舊城墻的考古工作中，始將宋天圣石刻發(fā)掘出土，我們得以重見這一歷史文物。石刻確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據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筆少了中間一豎，為章獻劉太后臨朝，避其父劉通諱使然。

　　王惟一對針灸醫(yī)學的貢獻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針灸圖》與撰寫《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二為鑄造針灸銅人模型，三為刻《圖經》于石。

　　從《圖經》、石碑、銅人的編繪制作，可以看出，使經穴理論規(guī)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學術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寫《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時，“纂集舊聞，訂正訛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證工作，對后世學習《內經》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進一步完善了經穴理論。

　　《圖經》、石碑、銅人三者雖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內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圖經》內容的作用。銅人對經穴教學的形象化與直觀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開創(chuàng)了針灸學的腧穴考試要進行實際操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