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茶葉貿易，如王褒《僮約》所見，巴蜀在西漢時就頗活躍。
　　至唐代以后，如《食療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葉雜之”，茶葉貿易不僅有進一步發展，甚至茶葉貿易中消極的摻假作偽，也滋長了出來。不過，我國茶葉貿易的急劇和大規模發展，還是如前所說，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飲茶的風氣所帶動出來的。以蜀茶蒙頂的產銷情況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后之人，兢栽茶以規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①元和是唐憲宗的年號，這時也是北方禪宗的盛期，蒙頂茶在短短數十年中，就從罕見之品，一下子變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貨。不只蒙頂是如此，全國其他茶葉重要產區的生產、貿易，在唐代中期也無不都有一個飛躍的發展。這里，不妨以《膳夫經手錄》載及的大中（８４７—８５９）時的茶葉貿易情況為例：唐大中前后茶葉產銷表茶　名產　地茶葉特點主要銷售區域每年產銷量新安茶蜀蒙頂不遠多而不精春時供本地飲用蜀　茶《茶經》劍南茶區至他處芳香滋味不變南走百越，北臨五湖（今太湖流域）谷雨后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續）茶　名產　地茶葉特點主要銷售區域每年產銷量浮梁茶饒州、歙州、江州一帶味不長于蜀茶關西、山東　其于濟人，百倍于蜀茶蘄州、鄂州、至德茶鄂岳宣歙觀察使的部分地區方斤厚片陳、蔡以北，幽、并以南其收藏、榷稅倍于浮梁衡州茶　衡州團餅而巨串蕭湘至五嶺更遠及交趾歲取十萬潭州茶、陽團茶、渠江薄片、江陵南木、施州方茶今長沙和川鄂湘黔接壤區味短韻卑唯本地及江陵、襄陽數十里食之建州大團　建　州狀類紫筍，味極苦唯廣陵（今揚州）、山陽（今淮安）人好尚之蒙頂茶蒙頂山周圍　品居第一　歲出千萬斤歙州、祁門、婺源方茶歙州、婺州　制置精好　梁、宋、幽、并諸州商賈所赍，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其時各地所產的茶葉，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風貌，而且還分別形成了自己專門的主銷區域或固定流向，這些，無疑都是茶葉貿易發達以后才會產生的現象。另外，從表中也能看出，如建茶、蜀茶等南人習飲的茶葉，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較之主銷北方的茶葉，產量和色額要少得多。如主銷關西、山東的浮梁茶，其數量“百倍于蜀茶”，銷售陳（今河南淮陽）、蔡（今河南汝南）、幽（今北京大興）、并（今山西太原）間的蘄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浮梁”；至于主銷梁（今陜西南鄭）、宋（今河南商丘）、幽、并諸州的歙州、祁門、婺源方茶，則更是“商賈所赍，數千里不絕于道”。所有這些史實都一致說明，唐代后期的茶葉貿易，主要是贛北、皖南和鄂東的所謂“江淮茶區”對黃河流域的茶葉貿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鎮）、江口（位今江西九江），當即是其時我國茶葉貿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樞紐。
　　
　　關于浮梁、潯陽（今九江）在唐代南北茶葉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縣圖志》所載：“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馀萬貫。”①很明顯，這里所說的浮梁的茶葉，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興、景德鎮，安徽的祁門等周圍一大片地區的產茶。順便指出，婺源、祁門這一帶，在唐代均屬浙西，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葉還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陸羽《茶經》在評第全國的茶葉中，對浙西的評述為“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對贛東北和皖南的茶葉，只提到“歙州下”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門等地的茶葉，連提都沒有提到。所以，聯系前面講過的婺源建新城，祁門千里之內種茶無遺土的史實，我們同樣也可看出，唐代浮梁這一主要茶葉生產和貿易中心，明顯也是在上元以后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這不到一百年間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唐代后期茶葉貿易的興盛，我們還可從其時江賊猖獗的有關記載中得到一些證明。據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載，在茶葉貿易急劇發展起來以后，長江中也出沒一批冒充茶商的強盜。多的有二三條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條船二三十人。
　　
　　這些江賊，專門搶劫江中行船，有時也上岸劫掠城鎮。他們有的和茶販勾結，有的半盜半商，自己也從事販運茶葉。杜牧指出，這些人把搶來的“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為什么把贓物弄到山里去換茶呢？因為“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警”的關系。他們進山前是強盜，“得茶之后，出為平人”，又變成了茶商。杜牧還具體提到了這些江賊的活動規律：“濠（今安徽鳳陽）、亳、徐、泗、汴（今河南開封），宋州賊，多劫江南、淮南、宣潤等道；許（今河南許昌）、蔡、申（今河南信陽）、光州賊，多劫荊、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①我們列舉這點，當然不是為說明由茶葉貿易所帶來的江賊社會問題；要講的，著重還在于印證上說唐代茶葉貿易發展的有關情況和主要地域。
　　
　　唐代茶葉貿易以后期和黃河流域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
　　
　　如封演所記：“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②，還由中原進一步擴展到了西北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回鶻亦名回紇，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混昆水（鄂爾渾河）和獨洛河（土拉河）流域一帶，唐滅突厥后建國，懷仁可汗時，其領土東至興安嶺，西到阿爾泰，南到蒙古大沙漠；９世紀中葉，為黠戛斯部族所滅。唐時除回鶻外，與西部藏區，也建立了茶的貿易關系。
　　如《唐國史補》所載：“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①贊普所點示的這些茶葉，也都是當時我國各地所推尚的幾種主要名茶。
　　
　　類似的例子還有，但就是上述二例，也具體說明了我國茶馬互市或邊茶貿易起始于這時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