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漢代茶的傳播主要還只顯于荊楚或長江中游的話，那么，三國和兩晉時，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國東部地區，茶葉的飲用和生產也逐漸傳播開來了。先說三國的史實。
　　
　　據《三國志·吳書》記載：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①孫皓是三國時吳國的末帝，接位前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內容當記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為其接位之初，效法孫權一度曾把京城遷至武昌，以圖抗衡和進攻中原，但第二年便遷回建業（今南京），并漸漸變成為驕縱殘忍的一個暴君。韋曜原名韋昭（陳壽寫《三國志》時避司馬昭諱而改），字弘嗣，云陽（今江蘇丹陽）人，博學善文，皓命之為侍中，領國史；后因不肯按皓意為其父寫本紀被誅。上引“密賜茶荈以當酒”的故事，表明三國后期至少在江東吳國的統治階級中間，已開始流行飲茶。因為孫皓“密賜”，說明宮廷中已備有茶葉供用；二是韋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說明他也已經有嗜茶習慣，要不然他當可要求密賜其他汁水來當酒。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孫皓、韋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
　　
　　關于三國時吳下已普遍飲茶的情況，我們還可從《秦子》這段記載來得到說明。其稱“顧彥先曰，有味如臛，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湯，“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飲而不醉”的。我國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記載，這里的“酲”，或許是醒之誤。
　　
　　所謂《秦子》，是孫吳時秦菁撰寫的作品；顧彥先是顧榮的字，吳郡吳縣人，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亡，又仕晉，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等職。在晉惠帝時，因見皇族紛爭，常常醉酒不肯問事，上面所說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這時的心境。這條史料，不但可以作為三國時江南飲茶的旁證，而且也有力說明，西晉的短暫統一，特別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為官與經商，對中原地區的飲茶，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但是，這不是說北方飲茶就是從晉開始的。事實上，我們從曹魏張揖著作中有關茶字的介紹，如《埤倉》荼作；《雜字》荈，茗之別名①；《廣雅》荊巴間采荼作餅，其飲醒酒，令人不眠②。這三部字書一部比一部不同，從這點上說，我們認為在三國時中原即存在個別或偶然的飲茶情況，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過，關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飲茶記載，畢竟還是先見于西晉左思《嬌女詩》。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淄博）人，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嬌女詩》共５６句，這里不妨將陸羽《茶經》節錄的１２句轉抄如下：“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有姐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
　　
　　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陸羽不虧為文學大家。選輯上引幾句，就將左思這首長詩準確、形象和生動地節縮了出來。其中與茶有關的，只是“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二句。這二句，把左思二個嬌女用嘴吹爐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畫出來。
　　
　　或許有人會說，西晉尚茶的官員也不止左思。確實如此，如為左思《蜀都賦》提供“岷邛”情況的著作郎張載，以及《晉書》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陸納和桓溫①，就都是當時飲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都到過南方，唯左思少年時期閑居臨淄，后隨其妹左芬入宮移居京師，直到張方暴亂都邑時，才舉家離開洛陽適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這就是說，左思住家一直沒離開過北方，所以，其《嬌女侍》中的茶事詩句，無疑是洛陽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飲茶的最好鐵證。
　　
　　三國吳和東晉均定都現在的南京，由于達官貴人特別是東晉北方士族的集結、移居，今蘇南和浙江的所謂江東一帶，在這一政治和經濟背景下，作為茶業發展新區，其茶業和茶業文化在這一階段中，自然較之全國其他地區，也就明顯更快地發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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