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和六朝茶業:(二)三國兩晉茶業的發展第 2 頁
首先從茶的飲用來看,如果說三國江東茶的飲用還主要流行于宮廷和望族之家的話,那么到東晉時,茶便成為建康和三吳地區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說新語》載,任育長隨晉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當時一些名士迎之石頭(位當于今南京江邊),“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于是便問人云:“此為荼為茗?”②對于從中原初來江南的人說,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來就上茶,自然就更覺得新奇了。可能因為飲茶和以茶待客的約定俗成,所以東晉有些豪門望族,這時往往便以茶來作為標榜他們儉樸的一種標志了。另《晉中興書》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仗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①《晉中興書》早佚,這條資料是陸羽《茶經》所引,時間、地點和陸納與謝安的職務,與《晉書》所載有些牴牾。《晉書》的記載是陸納在出任吳興太守前,歷官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等職,為官比較清廉,“納至郡(湖州),不受俸祿。頃之,征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②(以后與上引大致相同,從略)。由晉書這段記載來看,陸納在湖州任職的時間不長,陸納與謝安相會,是在納回建康任職以后的事情,且這里的“衛將軍”如作上述標點,就屬陸納的加封,與謝安無關,不能作為“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因為吳覺農先生《茶經述評》提出這一問題后,有人干脆就否定這條資料的真實,所以上面特地把《晉書》作一引正,肯定這則故事的核心——陸納視茶為“素業”,各書所記還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種“素業”,自然說明這時茶的飲用一定已相當普遍。
在三國兩晉江南飲茶發展的同時,不難想見,其時當地茶樹的種植,當也有一個相應的發展。可是十分遺憾,在我們現存的古籍中,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直接記載,只能根據有關資料作些推測。如南北朝宋·山謙之《吳興記》中載:“烏程溫山(今湖州郊區)出御荈。”吳覺農先生研究,認為可能指的就是三國吳孫皓的“御茶園”中生產的茶①。筆者對這條資料也作過考證,認為南朝時三興地區出“御荈”是有這種可能的②。根據上述二種意見,我們不說溫山御荈就是三國孫皓時所用的茶葉,即以后一種“可能是劉宋時進御的”看法來說,如所周知,任何地方從開始種茶到進貢茶葉,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就憑這一事實,我們也可相當肯定,湖州包括現在江蘇宜興一帶的茶葉生產,至遲在兩晉時可能就有一定的發展。這一點,我們從晉杜育《荈賦》也可得到某種印證。《荈賦》前四句為:“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這首賦和荈草“彌谷被崗”的靈山是指什么地方?現在無從查考。不過,筆者從《宜興縣志》中偶而發現,這首詩和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杜牧的《題茶山》等詩,都作為歌哦宜興或宜興人的作品,而收諸該志的“藝文”部。如果不是《宜興縣志》編纂搞錯,那么由這一線索也可證明,兩晉時在宜興的某些山嶺,其植茶也相當興盛了。
在三國兩晉江浙茶業有較大發展的同時,如東晉裴淵《廣州記》所載:“酉平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①;茶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在早期,我國兩廣地區,茶和皋盧是相通的。如劉宋時《南越志》也載:“茗,苦澀,亦謂之過羅。”②這里應特別指出,在這一時期里,茶在我國中部和南部沿海雖然獲得了某些發展,但是,當時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還是在荊巴和西蜀。
如西晉張載的《登成都樓》詩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以及孫楚的《出歌》句:“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至于制茶技術上,如張揖《廣雅》所載:“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這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茶的最早加工記載。《廣雅》講制茶,為什么要以荊巴為例?無疑,這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這一點,從這時有關文獻中記及的茶葉產地也可看出。如《華陽國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納貢;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臘”。《蜀志》載:“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載,平夷縣“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晉以前產茶的情況。荊楚的情況,《荊州土地記》稱:“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④此外,再就是劉琨給其兄子劉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稱“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們在經常飲用茶葉的過程中,對有些地方出產茶葉的藥效,也已有所比較。這是晉以前我國文獻中提到的也是我們現在能見的最早的茶葉出產情況。我們引述這些所要說明的,是這些產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荊楚二地;其所以如此,顯然是與這二地出產茶葉的數量和質量有關的。
在羅列了三國兩晉上述茶葉情況后,我們透過這些零星史實,聯系漢以前的茶史資料,多少也就能夠朦朧看出,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系統初步形成的時期。如前所說,我國發現、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歷史雖然非常悠遠,但是從文獻記載來說,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以至對這時的茶,只能稱之為是一種只流傳巴蜀的區域性的簡單飲料文化。至兩晉以后,隨著茶葉文化與我國各地社會生活和其他文化的進一步相會、相融和相互影響,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這才初步顯示和構建出了我國古代茶葉文化的特點及系統。舉例來說,由于士人愈來愈多的卷入飲茶行列,兩晉時,不僅出現了《登成都樓》、孫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詩歌和出現了杜育《荈賦》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而且也為茶葉抹上了一層節儉、樸素、清淡廉潔的色彩,使茶葉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尚仁貴中”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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