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呂廣注《八十一難經》
　　三國時吳國赤烏年間（公元238～250年），太醫令呂廣注《八十一難經》，啟注疏經典理論醫著之端，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獻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作者呂廣，字博望，隋代因避國諱，又轉稱呂博，呂氏長于脈學，還著有《玉匱針經》、《金韜玉鑒經》等書，均佚，《太平御覽》中保留有《玉匱針經序》。

　　（二）王叔和整理《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問世后不久，即因戰亂動蕩或傳抄訛誤而殘損不全，因此極有必要對該書進行整理。首次從事此項工作的，是著名醫學家王叔和。
　　他在《傷寒論》中說：“今搜采仲景舊論，錄其證侯、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表明其研究《傷寒淪》是從脈、證、方、治幾方面著手，亦即按照張仲景辨證論治的精神進行的。現行《傷寒論》本，一般認為卷一、二《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以下八篇，為王叔和所增。從《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至《辨陰陽易差病脈證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張仲景對傷寒病辯證論治的主要內容，也是現行《傷寒論》的主要部分。《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從仲景治法研究《傷寒論》的思想，啟以治法分析《傷寒論》之端。
　　對王叔和整理《傷寒雜病論》一事，后世醫家議論褒貶不一，指責者以方有執、喻嘉言為代表，明代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認為《平脈》乃王叔和贊經之詞，又說叔和偽作《傷寒例》，使仲錄之道反晦，“究其叛亂，則叔和亦罪之魁”。因此，他把《傷寒論》原文不易講通之處，說成王叔和編次該書時造成的錯簡。但是，歷代多數醫家對王叔和整理《傷寒論》的評價，還是較為客觀的，宋代林億說：“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學之”；金代成無己說：“仲景《傷寒論》得顯用于世，而不墮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說：“叔和搜采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同時也批評了王氏于書中雜以自己的言論；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亂之嫌；總的來看，由于王叔和距離張仲景生活年比較近，故其編次整理之書，應較接近仲景書原貌。不但傳書之功應予肯定，且將仲景汗、吐、下、溫、刺、灸、水、火諸法，分類進行比較分析，亦切合臨證運用，較勉強定為397法，更為符合實際。

　　（三）全元起注《黃帝內經》
　　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校注《黃帝內經》的書籍，即齊梁間人全元起所著《內經訓解》，這是已知有關《黃帝內經》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問》本，北宋時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見了。今從林億等所校訂的《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編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例如，他在解釋《素問·生氣通天論》“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時說：“淫氣者，陰陽之亂氣，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于肝也。”把“淫氣”解釋為內在因素，“風客”為外在條件，合理地闡析了病變機理。再如對《素問·熱病論》中“三陽經絡皆崇其病，而未入于臟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臟”為“腑”，并解釋說：“傷寒之病，始于皮膚之腠理，漸勝于諸陽，而未入府，故須汗發其寒熱而散之”，亦甚合理。現在雖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問》的全貌，于此亦可窺視其學術造詣之一斑。

　　（四）《神農本草經》的注解
　　陶弘景作《神農本草經集注》，除保存《本草經》原有藥物365種外，復增補東漢以降名醫所用藥365種。
　　以上四部典籍文獻，經過呂廣、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別整理注解，得以保存流傳，對中醫藥學發展和后世文獻研究，有著深遠影響。

　　二、脈學的總結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醫脈學診斷學研究出現高潮，產生了大量專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脈經》10卷，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當時的脈學知識，并有許多創造發明，是中醫脈學診斷學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梁七錄》、《隋書·經籍志》等尚著錄十余種脈學著作雖已亡佚，但亦可窺見當時脈學研究的興盛狀況。
　　王叔和《脈經》對脈學的總結
　　王叔和所撰《脈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的專著，全書共10卷、98篇、約10萬字。王氏結合臨床實踐，首次對中醫脈學理論進行系統全面的論述，奠定了脈學基礎。《脈經》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確立脈象指下標準《脈經》以前的古典醫籍和歷史文獻，如《內經》、《史記》、倉公診籍、《難經》、《傷寒雜病論》里，雖各有二、三十種以上脈名，但缺乏脈象的指下標準，沒有明確概念。
　　《脈經》第一次系統論述各種脈象，總結歸納脈象為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24種，并準確描述了各種脈象的不同指下感覺。如謂：
　　“浮脈：舉之有余，按之不足”；
　　“沉脈：舉之不足，按之有余”；
　　“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王叔和：《脈經》，卷一，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
　　這幾種脈象中，浮與沉相對，舉按之有余不足迥然相反；促與結相對，脈雖同具“時一止”之象，但是有脈率數與緩的明顯區別。寥寥數語，就把脈象特征描述出來，可謂言簡意賅，標準明確。
　　24脈象奠定了診脈指下標準的基礎，使之規范化。《脈經》后歷代中醫著述對脈象的描述，均未離開《脈經》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脈名種類基礎
　　《脈經》在古代醫學文獻散載的30余種脈名基礎上，整理歸納為24種脈象名稱，奠定了脈名種類的基礎，成為歷代論脈書籍中脈名及其分類的基本準則。
　　3、首開脈象鑒別先河。
　　《脈經》卷一開篇提出24脈象后，緊接著提出浮與芤、弦與緊、革與實、滑與數、沉與伏、微與澀、軟與弱、遲與緩八組相類脈，對脈象的鑒別有著重要意義。如沉與伏相類，二脈均重按乃顯，然伏脈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王叔和：《脈經》，卷一，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較沉脈重按，又更甚之。遲脈“呼吸三至，去來極遲”，與之相類的緩脈“去來亦遲”，然又“小駛于遲”相類脈揭示學者注意脈象的區別對照，以免混淆不清，否則，“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王叔和：《脈經》，卷一，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這對后世辨脈有很重要的啟示作用。
　　4、確立三部脈法和臟腑分候定位
　　診脈獨取寸口首倡于《難經》，但《難經》并未解決寸口切脈的寸、關、尺分部等關鍵問題。直到東漢末年，張仲景仍推崇人迎、氣口、趺陽全身三部脈法，反對診脈“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引自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脈經》解決了兩手寸口脈的寸、關、尺分部和臟腑分候等問題，為寸口診脈的臨床普遍應用鋪平了道路。
　　《脈經》確立了寸口的寸關尺三部脈法，不僅在于提出三部之說和各部脈位，也在于確立了寸關尺臟腑分候，并從臨床應用方面加以系統總結。《脈經》的臟腑定位，歷代除大小腸、三焦脈位略有歧議外，一直沿用至今，成為中醫脈學診斷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5、總結脈象臨床意義
　　對不同脈象的臨床意義，《脈經》也作了大量論述：一是對脈象主病進行原則概括，如謂：“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洪則為熱”；二是結合脈、證、病機、治療進行綜合總結，如“寸口脈滑，陽實，胸中壅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閥瀉之”之類的大量條文。其中有許多脈象主病的可貴認識，如“寸口脈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虛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湯、黃芪湯，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脈空虛，故見芤脈，并治以黃芪湯等補益氣血。“瘧脈自弦，弦數多熱，弦遲多寒，微則為虛，代散則死”，說明瘧疾患者發熱期脈博弦數，退熱后脈率減慢呈弦遲。如見代散不齊之脈，則為病危之象。《脈經》中類似這樣的大量論述，對脈象臨床意義作了較為系統的專門總結，不但反映出當時的脈象病理研究已達到較高水平，今天在臨床上仍有參考價值。
　　總之，《脈經》對當時的脈學成就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奠定了中醫脈學的脈象、脈名基礎，在脈象主病和相類脈象鑒別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脈經》確立的寸口診脈分寸關尺三部脈位和臟腑分候原則，解決了寸口切脈的關鍵問題，推進了獨取寸口脈法的臨床普遍應用。這些成就奠定了我國脈學診斷學的基礎。

　　三、針灸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針灸科取得了顯著進展，主要表現在針灸學科的確立。
　　針灸學科確立的顯著標志，是針灸學大師皇甫謐根據《靈樞》、《素問》與《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參考《難考《難經》等古代醫學文獻，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針灸學的經驗與成就，撰成《黃帝針灸甲乙經》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針灸學之大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面系統的針灸學專著，為我國針灸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的針灸學，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刺治療的成就
　　1．發展腧穴理論：皇甫謐《甲乙經》在《黃帝內經》130多個穴和《脈經》基礎上，對十四經穴，作了全面系統的歸納整理，增加到349個，將每個穴位的別名、部位、取法、何經所會，針刺深度、留針時間，禁針穴誤刺后甲等，皆具體載述。穴位排列的次序，按頭、面、耳、頸、肩、背、胸、腹、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經，由四肢至頭面、軀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雖還沒有完全與十四經結合起來，但卻為腧穴經絡相結合，開辟了新途徑。
　　《甲乙經》記述有別名的穴位70多個，都形象而準確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與功用的特點。
　　《甲乙經》對349個穴位的位置與取穴方法，都有具體準確的記敘，有的根據患者口腔活動取穴，有的根據患者體表靜脈分布取穴等，對提高穴位定位的準確率，具有重要意義。
　《甲乙經》載有80多個會穴，后世極少增減。這些會穴，大多分布于頭面軀干部，如大椎為三陽經與餐脈之會，不但能治督脈本經“脊強反折”等病證，且能治療所有三陽各經的病證，其交會穴理論，不僅為后世考察和確定穴位提供了依據，對擴大穴位的主治范圍，亦有重要意義。
　　2．針刺操作方法進步：《甲乙經》對每個穴位的針刺深度，都作了說明、規定。對200個常用穴位留針時間，亦作了說明和規定。對誤刺禁針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體闡述，對禁針穴誤刺所生后果，已有具體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晉南北朝時期，灸治療發展迅速，成就顯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備急方》和陳延之《小品方》較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療，其所著《脈經》，即提出“灸百壯”之說。
　　皇甫謐對灸治療的發展，亦作出評著貢獻。《甲乙經》對施灸壯數，一般每次為3～5壯，其中，頭、面、頸、肩、背等處，多為灸3壯；腦、腋、腹部，多為灸5壯；最少者為井穴，只灸1壯；最多者為大椎穴等，灸9壯；個別穴位如環跳等，灸50壯。《甲乙經》還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誤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導以針灸救治急證，為其突出特色。《肘后方》共收錄針灸處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廣泛應用于內、外、婦、兒、五官等科，三十多種病證，其對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闡述其主刪停籩驢曬檳晌韻氯悖?br> 　　（一）急證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惡死、昏厥、寒濕、霍亂、吐瀉、癰疽、狂犬咬傷、蝎螫等卒發急證。甲穴較少，記憶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補陰：《肘后方》以一壯、三壯、五壯、七壯為基數。然后以七為倍數加壯，為二七壯、三七壯、四七壯等，以七為陽數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陽后陰，從陰到陽，以陽治陰等灸治療原則，亦無不體現了其以補陽為主的學術見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為便于急救，除應用艾灸外，在倉卒無艾時，亦用竹茹、黃蠟、紙屑等為代用品。其中，竹茹、黃蠟，既有艾炷的溫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沒有的清熱開竅，通經活絡等特點，所以，它們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還以隔蒜、隔鹽、隔面、隔瓦甄等施灸為灸治療的多樣化發展，開辟了新途徑，成為隔物灸的最早文獻。
　　葛洪以上建樹，對后世灸治療的發展，影響極大。
　　繼葛洪之后，陳延之《小品方》重視灸，并靈活應用，他認為灸具有簡便易行、應用范圍廣泛、效果良好等優點。
　　《小品方》認為，只有恰當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氣沿著經絡達到病變部位。火量過大，易燃傷機體；火量過小，火氣不能抵達病變部位，不易發揮治療效果。對用灸壯數，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張就根據地域、氣候、體質的不同，分別對待。其用灸壯數，多至100，少僅14，即同一種病，也有100壯、50壯、隨年壯，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區別。取穴特點是少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