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主要是宋代，是我國茶業發展史上一個有較大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時代。因此，史籍中也有“茶興于唐，盛于宋”的說法。宋代茶業的變革和發展，集中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隨氣候的由暖變寒，我國茶區北限南移，南國茶業獲得了明顯發展；第二，由于各地飲茶的更加普及，城鎮茶館林立，茶館文化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其三，適應大眾飲茶的需要，這一時期的茶類生產，開始由團餅向散茶的方向逐漸轉變；最后是宋代與遼金長期對抗，因邊防和向金人貢納需要，宋由征稅自由買賣，改行唐代未能推行的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在上述四點中，茶類生產的轉變，即以生產團餅變為生產散茶的改革，對后來茶業和茶葉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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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說，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由于六朝基本上都定都建康，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的重心，也由西東漸，至唐朝中期設貢焙于顧渚，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心，就明顯地轉移到包括贛東北在內的浙西茶區了。但是，由于從五代至北宋的這段時間內，我國氣候明顯由暖轉寒，宋代的常年氣溫，一度較唐代暖期要低２—３℃①，北部特別是臨界地區的茶園，茶樹大批凍死，茶樹推遲萌發，結果，就直接導致了宋代貢焙的南移建甌。換句話說，也就是促使宋代茶業的重心，由東進一步又向南轉移。
　　
　　先說貢焙。唐朝貢焙在顧渚，每年清明前能按期將茶葉送到東都洛陽和京城長安，那么，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與顧渚的距離更近，為什么要舍近求遠，棄坦途而就艱程，把貢焙移至建安北苑（在福建建甌東）呢？這主要是氣候因素。因為在北宋，適值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車，顧渚貢焙采造的貢茶，不一定能及時在清明前如數貢到。而這時北苑的茶葉，如宋人詩句所反映：“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②；以及“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③距京城的路途遠則遠，但清明前能保證如期獻到開封，自然也只好把貢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
　　
　　其實以建茶作貢，也非始宋代，如吳任臣《十國春秋》所記，早在閩康宗通文二年（９３７），“貢建州茶膏，制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④，即開始入貢。之后，閩為南唐所滅，南唐在保大四年（９４６）春，也“命建州制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始罷貢陽羨茶”①。入宋后，據《建安志》記載：在太宋“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始置龍焙，造龍鳳茶”②。關于建茶的入貢和唐宋貢焙的更易，在近見的有些論著中，有的據《十國春秋》稱起始于閩或南唐，有的據《建安志》稱起始于宋初，諸說不一。其實如上錄史料所說，建安北苑貢茶和貢焙的設立，有聯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應該說，建安貢茶，起始于五代時的閩通文年間，其后南唐繼之，甚至一度還廢除了宜興和長興之間的顧渚貢焙。但是，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樣，仍以顧渚為焙和以顧渚紫筍入貢；在北苑正式“始置龍焙”，如葛常之所說：“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③，即貢焙正式由顧渚改置北苑，還是在太平興國二年的事情。
　　
　　貢焙的移易，其影響和后果，實際也帶有進一步促進了茶葉生產技術中心轉移的意味。因為貢焙承擔的，是專門生產御茶的任務。如唐人詩句所云：“至精至好且不奢”，“不是貢茶實貢心”；貢茶無論是選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藝，都是最好和最講究的。所以如《蔡寬夫詩話》所反映，唐朝中期以前建茶還不甚有名，“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④，即北苑設置貢焙以后，全國其他地方所出的茶葉，就根本排不上隊了。
　　
　　這里不妨以建安貢茶的發展情況為例。如《宣和北苑貢茶錄》載，在太平興國初年，北苑貢焙，只造龍鳳團茶一種。到至道初，除龍鳳茶外，又造石乳、的乳、白乳以進。以上是太宗時的貢茶情況，仁宗時，慶歷年間，蔡君謨造小龍團以進。自小團出，龍鳳遂為次。神宗元豐年間，又造密云龍，其品又高于小團之上。哲宗紹圣時，又改密云龍為瑞云祥龍。徽宗趙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為第一；繼而又制三色細芽及試新?、更新?等。自三色細芽出，瑞云翔龍又居下矣①�？傊�，在宋一代，北苑貢茶爭奇斗異，代有新出；新品一出，前茶即降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貢茶的名目愈來愈多，舉不勝舉。以宋高宗時的貢茶為例，其時北苑所進，共分十綱：“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鳳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啟沃承恩、云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第五次有十二色……；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②上述貢茶，雖然都屬緊壓的團茶或餅茶，但名目不一，當然制法和特點也不同。所以，由上我們不難看出，宋代貢焙的南移，至少在團餅制造上，其技術中心，也由三吳地區移易到建安北苑了。
　　
　　宋代茶葉生產技術中心的南移建安，我們還可從其時茶書的情況來獲得一定證明。據筆者約略調查，在我們查得的２５種宋代茶書書目中，屬于建安地方性的茶書，就有丁渭的《北苑茶錄》、周絳的《補茶經》、蔡襄的《茶錄》和宋子安的《東溪試茶錄》等１４種，占宋代整個茶書的５６％。很明顯，要不是建安是宋代茶葉的貢焙和茶葉生產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其茶書在宋代總數中，也就不可能占到如此高的比重。
　　
　　宋代建茶的名冠全國，也有力推動和促進了閩南以至我國整個南部茶葉生產的發展。唐代時，如陸羽《茶經·八之出》記述的那樣，我國最南的茶葉產地，只有“思（今貴州務川）、播（貴州遵義）、費（貴州德江）、夷（貴州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吉（江西吉安）、福、建、象”等１０州。而且如《茶經》所示，“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其時這些地方出產的茶葉還不多，只能偶然獲得。但是，到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記》所記，我國最南的產茶州軍，就有江南東道的福州、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吉州、撫州、江州（今江西九江）、鄂州、岳州（今湖南岳陽）、興國軍、潭州（今湖南長沙）、衡州（湖南衡陽）、涪州（今四川涪陵）、寶化縣（今四川南川）、夷州、播州、思州；嶺南道的封州（今廣東封川）、邕州（今廣西邕寧）、容州（今廣西容縣）①等等。從上錄的茶葉產地中，我們不難看出，《太平寰宇記》記述的南方茶葉產地不僅較《茶經》多得多，而且從福建和兩廣來說，其南緣產茶州縣，也呈現向緯度更低的沿海地區伸展的趨勢。
　　
　　最后附帶再說一點，《太平寰宇記》約成書于宋太宗雍熙四年（９８７）左右，距趙匡胤建國還不到３０年，所以其所記茶區南移的情況，不限于宋初，還當包括五代的演變發展在內。這一事實也再次證明，建茶的入貢和茶區的向南推移，除社會的人為因素外，主要就與五代和北宋時的氣候由暖變寒相關聯了。